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定
在各项变通性的改革政策取得一定成功以后,以为首的中国很快就发现,还需要有更明确的体制目标。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把中国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9],表明中国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有一个原则性的认定,即市场取向。但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基本架构和运行方式,并没有给出清晰界定[10]。
1985 年,进一步明确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基本路径。这一年中发生了四个重要的事件。
1. 第一次由中外合作进行的对中国经济的全面考察。
1984 年,根据本人的提议,世界银行组织了庞大的国际专家团队,在中方工作小组的支持下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并在1985 年写出了题为《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11]的长篇考察报告。这份考察报告不但全面分析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而且根据对各国经验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可选方案。
2. 第一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的产生。
1985 年5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郭树清等三位受过融体制改革和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第二阶段形成完善的要素市场,取消指令性计划,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转型。
3.“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对于中国改革的两个重大问题提出建议。
1985年9月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也称“巴山轮会议”),对于中国改革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参加这次讨论会的国际知名专家有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问题大师托宾(James Tobin)、曾任英国政府经济事务部部长的牛津大学教授凯恩克劳斯爵士(Sir Alexander K. Cairncross)、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ánosKornai)、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lodzimierzBrus)、原联邦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埃明格尔(OtmarEmminger),中方的参加者有薛暮桥、安志文、马洪、廖季立、项怀诚、高尚全、杨启先等经济官员,刘国光、戴园晨、周叔莲、吴敬琏、张卓元、赵人伟、陈吉元、楼继伟、郭树清、田源等经济学家。
第一,会议对中国改革宜于采取的体制目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对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分类成为议论的中心。科尔奈把各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分为行政控制(Ⅰ)和市场协调(Ⅱ)两个大类,前者又可以分为直接的行政控制(ⅠA)和间接的行政控制(ⅠB)两个子类,后者可以分为完全自由的市场协调(Ⅱ A)和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Ⅱ B)两个子类。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可以选择间接的行政控制(ⅠB),也可以选择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Ⅱ B)。匈牙利改革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主要就是长期停留在间接行政控制(ⅠB)的阶段,使企业继续处于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s)状态,受到国家的行政保护。他认为,其中的ⅡB是一种优势明显的经济体制模式。[12]不但外国经济学家扩展了科尔奈对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优点所做的分析,具备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中国经济学家也都认同科尔奈的分析和选择,把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协调(ⅡB)看作中国经济改革的首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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