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制定过程 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问题和前景

随着1953年中国经济成功地从长期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中国的最高发动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运动，并于1956年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苏联体制为原型的集中计划经济(命令经济)体制。1958年，进一步将农业生产合作社改造为“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在这种全面国有化的制度基础上，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这直接导致了1960—1962年的经济灾难和大饥荒。在1966—1976年历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亿的官员和平民受到政治迫害[2]。这些极端做法，使中国社会濒临崩溃。

1976 年9 月去世后，继任迅速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激进，果断地终止了“文化大革命”。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解放思想”的启蒙运动。1978 年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宣布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那时起，中国改革逐步展开。

本文将对30 多年来中国改革的进程、成就和不足做出分析：第一节讨论1978—1983 年命令经济仍占优势条件下的局部改革和1984—1988 年对全面改革道路的探索;第二节讨论1992—2002年市场经济改革的整体推进;第三节讨论近10年来半统制经济和半市场经济格局的冲突;最后一节对中国改革的前景做简要分析。

第一节 20 世纪80年代初期的局部改革

和80年代后半期对全面改革道路的探索

改革初期，中国采取了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的局部改革措施。在这项改革受挫后，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和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促进了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成长。到80 年代中后期，中国试图超越局部改革，进行全面改革的探索。

一“摸着石头过河”和变通性制度安排

20 世纪70 年代末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脱身出来后，人们急切地盼望通过改革来挽救危亡和恢复经济，但是对改革的目标和改革的方法都没有明确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派出大量代表团出访东西方各国，寻求可以汲取的经验。仅在1978年，中国就派出了12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先后20次访问了50多个国家。1978年访问朝鲜时对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3]

首先映入中国改革者眼中的，是和中国情况相近，但是在20世纪中期就开始改革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当一部分党政、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和学者专家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4]体制为自己学习的榜样，把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

20世纪70年代末，四川省率先选择了6个国有企业按照这种思想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随后国务院决定将这一改革试点进一步扩大到全国范围。1980年试点企业达到6600个，产值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产值的60%，利润占全国工业企业利润的70%。

“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内容与1965年苏联总理柯西金领导的“完全经济核算制”改革大体类似：一是简化计划指标，放松计划控制;二是扩大资金数额，强化对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刺激。

在开始的几个月内，“扩权”显著提高了企业职工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但是，问题也很快表现出来：严重扭曲的行政性定价体系经常将企业的“积极性”引导到与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相反的方向;软预算约束导致企业开支增加，财政赤字剧增，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使改革陷于困境，并引起了80 年代初期计划经济思想的回潮。

在那以后，“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仍然不时作为改革的一项措施被提出，但已不再有人把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中国改革的体制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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