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支持者给予了正面回应。他们建议,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而不在于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公有制有多重形式,不应把国有制作为“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而且,从现实情况来看,“有限的国有资本支撑不住过于庞大的国有经济的‘盘子’”;因此,“国有经济要收缩范围……从一般的竞争性部门向国家必须掌握的战略部门集中”。[35]
1997 年9 月的中共十五大对争论给出了收缩国有经济范围的结论[36]。它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则被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还要求按照“三个有利于”[37]的判断标准,对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进行调整,国有资本逐步收缩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1999 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所谓“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限制在以下范围内,这就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38]。
1999 年,中共十五大的以上决定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根据以上规定,世纪之交中国实施了的所有制结构调整。除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转制外,绝大多数原来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的数以百万计的乡镇企业几乎悉数转制成私有企业。这样,中国经济从国有经济一家独大的结构转变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除少数垄断行业外,民营经济一般居于主要地位;在就业方面,民营企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体(见表3)。
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的初步建立,解放了久为僵化的命令经济制度所约束的生产力:
第一,平民创业获得了一定的空间。随着改革的推进,私营经济获得了活动空间,民间长期被压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积极性喷薄而出。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户私营企业,成为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推动力量。
第二,大量原来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民间创业活动的活跃,生产要素从效率较低的产业向效率较高的产业流动。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全国有高达2.5 亿左右的低就业状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从事工商业;同时,也有相当于爱尔兰国土面积的约7 万平方公里的农用土地转为城市用地。
第三,20 世纪90 年代,随着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实施,利用发达国家储蓄率偏低造成的机会,中国扩大出口,用净出口(netexport)的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四,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引进外国的先进装备和先进技术,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在过去200 多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度增长得到了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
在上述力量的推动下,90 年代下半期,中国经济开始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见图2):
第三节三岔路口上的中国经济
20世纪末,中国宣布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是,改革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命令经济的遗产在经济体系中仍然严重存在,国家部门(state sector)在国民经济中仍然占据主导作用。事实上形成的,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制度格局。在这种体制下,经济和社会矛盾日益积累,中国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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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因为一次战役而产生巨大偏移
美帝终究是最根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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