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制定过程 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问题和前景(5)

根据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决定，中国政府在宣布1986年将做好准备，使改革在1987年迈出决定性步伐的同时，成立了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为首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这个负责领导经济改革方案设计的小组下设由来自国务院各部门官员和经济学家组成的“方案办”，按照赵紫阳3月讲话中指出的价格、税收、财政三个方面设计“七五”前期的经济改革方案。“方案办”在8月向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交了以价格、税收、财政、金融、贸易为重点的配套改革方案。这一方案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和本人的支持。

然而，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政府的人事变化，改革的整体推进方案并没有付诸实施，在1986年秋天它被中止执行。从1987年开始，代之以全面推行国有企业的承包制，同时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维持GDP的高速增长。

这时，第二种观点逐渐占了上风。持这种观点的人强调双轨制的积极作用。他们说，“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创造，它提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乃至整个改革的道路[20];“双轨制”增加供给、搞活市场的积极作用正在发挥，没有必要过早地加以改变[21]。战略制定过程

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则主张放慢增长速度，在创造比较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较快地进行价格改革和形成竞争性市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资深经济学家薛暮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千家驹和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千家驹在1988年的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批评“物价上涨幅度超过了工资增长的幅度，引起了部分群众的不满”;而价格双轨制，“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并造成“贿赂成风”。他建议改革价格体系，放开价格。放开价格是否会造成通货膨胀呢?他指出基建规模投资过大，导致了赤字财政和货币超量发行，“大量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便可以避免通货膨胀”[22]。

弗里德曼1988 年9 月访问中国时，向中国直截了当地提出，价格双轨制“对原材料实行人为的低价不可避免地导致短缺、凭关系配给和贿赂”，是“对腐败和浪费发出的公开邀请”。他建议一方面通过控制货币增长率来制止通货膨胀，另一方面通过快速地全面放开物价和工资控制改变价格双轨制。他还建议，尽快实施汇率自由化，以及用分散的私人控制取代政府的集中控制[23]。

遗憾的是，这种改革战略并未被中国所接受。在改革停顿和货币超发的情况下，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的矛盾变得相当尖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投资来支撑高速增长，不可避免地造成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压力剧增。在发现价格改革绕不过去后，1988 年夏又试图在已经出现零星抢购的情况下进行价格改革，结果8 月份价格和工资改革刚一宣布，就爆发了全国性的抢购风潮。1988 年和1989 年的居民消费品物价指数高达18.8% 和18%。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全面抢购，败坏了改革的名声。

第二，强大的命令经济与处于从属地位的市场经济“双轨制”，生产资料、利率、汇率“双轨制”，形成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根据一位经济学家的估算，1988年，中国普通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国家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81亿元以上，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亿元以上，三项合计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24]巨额租金使利用支配资源的行政权力谋私利的腐败行为迅速蔓延。

通货膨胀和腐败滋生引起了大众的极大不满，随后，出现了改革开放“开倒车”的异动。

第二节经济改革的整体推进

在1988年和1989年之后，中国改革完全陷入停顿，主流媒体把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提升到“姓社姓资”的政治高度，对“市场取向的改革”(market-oriented reforms)展开了的批判。某些在中国政府担任重要职务的“政治家”、“理论家”[25]声称，“市场化”乃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一项主要内容。说“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26]。在实际政策方面，他们也采取实际步骤，压制民营经济，包括乡镇企业的发展，强化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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