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会议对于转型期间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中国80 年代早期的讨论中,据称代表“主流经济学”观点的“通货膨胀有益论”曾经占有优势地位。“巴山轮会议”解决了这些争论(并纠正了中国学者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的理解),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中国学者和属于不同学派的外国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在转轨期间应当采取紧缩性的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应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在经济学家、经济官员取得共识的基础上,中国在1985 年制定的“七五”(1986—1990年)计划中确立了经济改革“初战阶段”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便为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创造有利环境的方针。
4. 中共中央全会接受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确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具体目标。
1985 年9 月末,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接受了经济学界研究的成果,要求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围绕(1)将国有企业改造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2)发展由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组成的市场体系和(3)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逐步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以间接调控为主等三个方面的改革,配套地搞好整个经济体系的改革,在“七五”计划期间或更长一段时间内,奠定新经济体制的基础。
四对改革路线图的争论和政府政策的变化
改革目标明确以后,对于达到目标的途径和策略,却有很不相同的意见。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对待双重体制以及价格的双轨制。
在计划经济时代,原材料、设备等生产资料都是按计划调拨的,价格由国家计划规定。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始以后,部分国有企业获得了按市场价格出售超计划产品的自主权,新产生的非国有企业也需要从市场购买生产资料,于是形成了产品价格的双轨制。[13]
价格双轨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利弊兼有[14]。一方面,双重定价体制,特别是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价格双轨制,意味着原有的命令经济体制及其僵化的计划价格制度之旁出现了一片市场的新天地,从而给经济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但是,双轨制的存在,又使企业间开展平等竞争的机制难以形成,同时会造成行政权力干预经济交易的寻租环境,导致腐败蔓延。利用权力通过转手倒卖计划调拨物资发财的“官倒”[15]腐败,毒化了市场气氛,招致了大众的严重不满[16]。这样,在80年代中后期,如何规划双重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争论的焦点。
大致说来,当时有两种很不相同的意见:一种是尽快放开价格、形成各种竞争性市场,为此,不惜放慢短期经济增长速度,为推进价格改革创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另一种是长期保持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而把国有企业改革放在优先地位,同时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经济的短期高速增长,以便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17]。
在80 年代中期,中国倾向于采取第一种策略。
1986 年初,时任国务院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赵紫阳宣布当年的经济工作方针是:“在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的条件下改善宏观管理,在抑制需求的条件下改善供应,同时做好准备,使改革能在1987 年迈出来决定性的步伐。”[18]接着,他于3 月13 日和15 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当时面临的种种问题,都是来自“新旧两种体制胶着对峙、相互摩擦、冲突较多”的状况。他认为,“这种局面不宜久拖,而应当在1987 年和1988 年采取比较重大的步骤。要在市场体系和宏观经济的间接调控这两个问题上步子迈大一点,为企业能够真正自负盈亏,并在大体平等的条件下展开竞争创造条件,促使新的经济体制能够起主导作用”。“具体说来,明年的改革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设计、去研究:第一是价格,第二是税收,第三是财政。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是互相联系的。……明后年应当把价格体系的改革摆在第一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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