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 梅传强:我国反恐刑事立法的检讨与完善

【中文摘要】恐怖活动是附着在社会机体上的一大“毒瘤”，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近年来，我国的恐怖活动呈高发态势，并对反恐立法形成了“倒逼式”拷问。我国的反恐刑事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零散到相对系统、从注重实体法到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过程，同时也表现出了应急性强而机制性弱、碎片化突出而系统性不足、从严从重明显而区别对待欠缺的特征。检讨反恐刑事立法还可发现，结构体例不系统、概念界定不清晰、规制范围不严密、罪刑设置有遗漏等问题比较突出。作为对检讨的回应，在未来的反恐刑事立法中，应当调整结构体例、完善罪刑设置，并通过专节对恐怖活动进行规定；同时，在“涉恐”财产处置和恐怖组织、人员认定方面，应当注重反恐刑事立法与行政立法之间的衔接，综合运用行政性查控与司法性查控、行政认定与司法认定等手段。

【全文】

一、问题的提出：现实对立法的“倒逼式”拷问

恐怖活动[1]作为附着在社会机体上的一大“毒瘤”，当前正处在“恶化期”，其所散发出的恐怖“毒素”，不仅刺痛着各国民众的善良心灵，而且给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冲击。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2014年11月18日公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Global Terrorism Index）（2014）》显示，“9·11”事件后，全球恐怖主义活动增加了近5倍[2]。由此可见，恐怖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具备了相当规模，并以一种极为可怕的速度在增长，这必将给各国的发展与稳定带来更大的威胁。因此，如何对恐怖活动进行有效防控，是当下各国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难题。

近年来，我国境内的恐怖活动呈高发态势。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的GTI已经上升到5.21，比2013年增长了0.38，在纳入统计的162个国家中排第25名，已经超过了英国（GTI为5.17，排第27名）和美国（GTI为4.71，排第30名）[3]。同时，笔者通过对相关媒体报道进行不完全统计发现，自新疆“7·5”事件发生后，仅在2011年7月至2014年9月的三年多时间里，我国就发生了多起规模较大的恐怖活动，并造成了死亡、受伤的严重后果。通过分析个案还可发现，在信息网络及通信技术的支撑下，我国的恐怖活动正在发生转型，动机上的极端化、地域上的扩散化、对象上的无差别化、手段上的多样化、主体上的多元化等特征愈发突出，暴力性、对抗性和隐蔽性倾向更加明显。无论是规模还是频率，恐怖活动在我国“业已发展为组织严密、危害范围广、破坏力强、危害性大的一类，尤其是打着宗教、民族独立幌子的暴力恐怖活动，具有更大的煽动性和残酷性，严重威胁到各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和平与安全”{1}。

显然，面对如此严峻的恐怖活动形势，如何通过科学立法对其加以防控，是现实对立法的“倒逼式”拷问，也是当前亟待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反思和解决的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全面推进治国，首先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这一要求反映到反恐领域，就是要形成一套完备的反恐法律规范体系，让反恐做到有法可依。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应急性强而机制性弱、政策色彩浓而制度色彩淡”{2}是我国反恐立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导致目前尚未形成一套完备的反恐法律规范体系。刑事法律作为评价和制裁恐怖活动行为的直接法律依据，是反恐法律规范体系建构的重要内容，其自身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与反恐行政法律的衔接度，直接影响着反恐工作的推进和反恐目标的实现。鉴于此，本文将从刑事法律的视角，对我国的反恐刑事立法进行全面、深刻的检讨，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恐怖活动的新特征、新动向，提出完善反恐刑事立法的建议，以期反恐刑事立法更加科学、系统、全面，并在反恐实践中发挥更大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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