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性价值 财产权”体系的路径依赖与“长普京时代”经济的发展前景(7)

图2 苏联上个世纪50-80年代的“权力—所有权”体系

但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负面作用日益暴露，尤其是在资源配置的效率方面问题越来越大，对苏联经济增长的促进以及社会主义相较于资本主义模式的优越性的彰显均难以为继。1985年，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并很快启动了改革进程，起点就是“加速战略”，目标则是重启1965年柯西金改革的议程，实际指向的明显是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不合理性”。 很快，柯西金改革已经不能成为戈尔巴乔夫新政的思想动力了，苏联知识界的讨论逐渐重返到苏联早期和沙俄时期的经济思想场域。当代性价值斯大林模式成为了第一个被批倒、批臭的靶子。列宁及其在晚年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开始被神话，被重新解读为是放弃国家对经济行为体的行政干预的号召，意味着税收、贷款等经济杠杆开始协调经济行为，被视为一种谨慎的、建设性的、具有实际操作性的苏联经济建设的科学立场并固化为一种斯大林模式的对立面。此后，当时的苏联学术共同体开始重新捡起康德拉季耶夫、恰扬诺夫、马卡罗夫等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产权作为一个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背景的问题由此被提上“经济新思维”的研究议程，并在其后深深影响了苏联经济、政治改革议程的设置。慢慢地，斯托雷平改革中获得部分土地资源的自耕农被苏联精英视为最早的租赁者而被赋予了积极进取等正面含义。从1989年底开始，苏联公共领域已形成了一个压倒性的共识：只有过渡到市场经济才能解决苏联面临的经济困难，才能消除整个体制的危机。我们可以看出，在经济困境和政治危机的笼罩之下，苏联晚期的戈尔巴乔夫在很大程度上逐渐被知识界和强大的民意力量所绑架，“市场”以及其背后的“私有财产权”理念最终左右了苏联当时的经济议程设置和政治改革进程，并成为苏联解体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有学者指出，尽管“权力—财产权”系统一直到苏联晚期都一如既往地显示其稳定性，但可以说，它突变的先决条件在国内已完全成熟了。

（四）后苏联时期的“权力—财产权”体系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当局最终选择了“休克疗法”作为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方案，试图借此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西方“最先进的”自由市场经体制全面移植到。在这一时期，的产权制度安排呈现出明显的消解“权力—财产权”、扶植私人财产权体系的时代特征。

经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衰退。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在叶利钦时代的经济衰减在数量上要远远大于二十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处于大危机年代的美国，甚至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造成的破坏。从1991年至1998年，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3.3%，比较而言，1929年至1933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幅度为30.5%；1941年至1945年，处于卫国战争期间并有相当一部分国土被德国占领的苏联的GDP下降幅度只有24%。

由于转型目标的设计是一个排除一切内部和外部因素，包括初始条件的差异、极权体制持续的时间及前期改革的深入程度、历史文化传统与地缘因素等的理想模型，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一定程度的偏离也很正常。对于而言，叶利钦时代与普京时代的转型既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但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体现出一定的断裂性。从这一意义上讲，普京在产权制度安排上以加强对战略资源和战略性产业的国家干预实现了对“权力—财产权”体系的回归，实质上是对叶利钦时代大力推进私有财产权的某种反动，本质上则是要以产权制度的调整为杠杆从叶利钦时代转型形成的制度陷阱——非效率制度均衡中脱离开来，盘活经济。由于这是一种试图克服稳定的惯性制度环境的努力，因此可以将其视为“第二次转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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