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性价值 财产权”体系的路径依赖与“长普京时代”经济的发展前景(6)

“权力-财产权”体系在彼得大帝改革进程中获得了最大的表达。他下令在全国各地建立名义上属于私人企业的手工工场，但法律上的所有者还是国家。而且，工场的绝大部分产品由国家支配，价格由国家强制规定，工场主也无权买卖所使用的农奴和在工场之外使用其劳动。概而言之，彼得大帝在其改革过程中将“权力—财产权”体系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员性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使得俄国经济自此获得了快速发展，成为欧洲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并一度主导欧洲政治和安全事务。

但随后，俄国精英们开始不断怀疑“权力-财产权”体系的有效性，怀疑国家是否有能力抵御来自日益强大的欧洲的影响。1861年取消农奴制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市场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俄的国有经济也得到了平行发展，行政机关在国家经济管理中作用巨大。最关键的是，转向欧洲价值体系的尝试导致了一场重大危机。其最突出的表现包括了1890年始的饥荒、日俄战争中的军事失利、1905年至1907年的革命以及斯托雷平改革的负面社会后果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因此，推进私人所有权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秩序自我扩张的尝试最终未能在俄国执政精英与普罗大众的认知和实践中得到巩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成功通过十月革命夺取了政权，建立起苏维埃制度。

（三）十月革命至苏联解体前的“权力—财产权”体系

“权力—财产权”体系在苏联建立后并没有自然消亡，而是以另外一种形式重新获得了对俄国历史进程具有穿透性的发展动力。布尔什维克推动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实践从根本上否定私有财产权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而是致力于建立起一个基于公有制的新社会。尽管在面临强大的外部威胁和国内严峻的形势下，列宁主导实施了“新经济政策”，允许部分私人所有权的发展。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很快让位于斯大林主导的集体化、工业化运动。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苏联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在推进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的进程中，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建立了涵盖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管理体制。

理想状态下的计划经济设想由苏联政府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三个核心的经济问题，从而确保高效而又精确地分配所有资源、人力、财力进行各种所有物品生产。在此模式下，国家大部份资源由政府拥有，并且由政府指令来分配资源，而不是由市场价格来决定。这样一来随伴着新的垂直生产体系的建立和运作，苏联官僚队伍实现了自我扩展。与此同时，苏共中央还分为三个阶段构建起完整的物资供应体制，即1957年以前的按照部门供应，1957年到1965年的按照地区供应以及1965年以后全国统一供应。

H·普利斯凯维奇的一项研究揭开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本质，证明了苏共党的“权力—财产权”体系是俄国历史上“权力—财产权”体系的自然延续和现实体现：

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委婉说法的后面从一开始就隐藏着实质上的党的专政——夺取了国家政权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俄共（布），联共（布），苏共。该党使党—国一体，成为国家全部生产性资产的事实上的所有者……承认对所有者——不仅是管理人员和普通工人的所有者，而且是一般社会成员的所有者——负有责任，是全社会承认所有权合法性的证明……苏联社会对党的责任的领导地位的实际承认，证明在其眼中党-国作为最高所有者的合法性。

确实，苏联时期的“权力—所有制”体系结构和沙俄时期的同类体系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都是一种等级制垂直权力体系，官员在此体系中按照与高端政治的亲疏远近而执行相应的不同功能，整个经济活动都是按照“缴纳—分配”的原则而非“买—卖”的交换原则进行组织，再分配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经济功能。而二者最大的不同无非是苏共中央及其政治局取代了沙皇成为了俄国经济生活中说一不二的角色（详见图1、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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