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性价值 财产权”体系的路径依赖与“长普京时代”经济的发展前景(3)

从经济角度看，庞大空间配之以较低的人口聚集，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降低族群内部围绕领土占有而进行血腥的争夺，但同时却使得古代俄国人不得不提高自身的动员程度，一方面集中精力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土地开垦和种植，尤其是在夏季极短且气温较低的情况下；另一方面出于在广阔空间背景下应对多个邻国威胁的需要，将经济资源中的相当部分使用在军事和防卫中，以确保对实际占领空间的有效控制。人的经济个性发展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更多地依傍集体的力量，其后在统一国家形成过程中俄权力体系对经济资源和经济生产的直接控制也由一种最初的偏好逐渐被固化为一种制度。

更重要的是，大空间、少人口的关联性配置最终成为了经济制度转型的重要制约。按照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见解，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有赖于劳动分工和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市场的深化与扩展。而根据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研究，单位领土面积内过低的人口密度将阻碍化分工的自我生成和扩展、对所拥有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交换机制的发展和劳动所得的提高。换言之，如果说化分工将导致个人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信息交换和社会经济的分化，那么，人口密度过低则将使上述进程难以顺利推进。相应地，西方在中世纪迅速扩展的城市化最终促成了社会生活的个人化，而在同时期的俄国，由于城市发展远远滞后，自然经济的过高比重及交换的欠发达进一步锁定了人经济生活组织的集体行动逻辑。 “生存第一”的强大压力迫使人不得不集体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利用更多是通过其数量的增加来保障总量供应，极少是借助于农业技术的合理利用获得必需的效率。

这种处于生存危机的“动员型”社会要求其内部具有相当强大的再分配机制，这就塑造了历史上强大的基于再分配原则达到互惠的村社传统。这样一来，交换变成了一种对等行为，集体主义演化为精神的重要因素。由于获取村社内部的帮助同时意味着受助者必须在施助者有相应需求时同样伸以援手，村社的“束缚—保护”综合体功能作为基本法则慢慢内化为人的自然逻辑，即单个的人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为体，而是某个集体的一部分，每个人在共同体中均有不容竞争也不可改变的位置。因此，从作为基层单位的村社到整个俄国社会，个性和个性自由始终缺乏社会土壤和市场。这种传统对俄国经济文化中“重集体、轻自我”的性格养成有着难以忽略的影响。

（二）东正教背景下俄国式经济理性的形成：利润优先VS.公平优先

此后的发展与统一国家的形成及皈依东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俄国的东正教传统及其潜能看来比目前东正教会实际拥有的政治地位及影响要深远广泛得多。这其中包括了东正教对俄国经济文化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卓越地考察了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亲和关系，认为它是18世纪以来在欧洲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精神发展的结果。在这样一种体系中，依靠勤勉、刻苦、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和精心盘算，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获取预期的利润，这就构成了一个经济合理性的观念并蔓延至社会的其它领域，从而形成了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精神气质或社会心态——“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是与新教伦理分不开的。其逻辑是：新教加尔文教派所信奉的“预定论”认为，上帝所要救赎的只是其中的“选民”，谁将得到救赎或被弃绝都是上帝预先确定了的，个人的行为对此无能为力。这就在新教徒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紧张和焦虑。教徒只能以世俗职业上的成就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并以此证明上帝的存在。于是，“预定论”的宗教伦理就导致了勤勉刻苦，把创造财富视为一桩严肃事业的“资本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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