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性价值 财产权”体系的路径依赖与“长普京时代”经济的发展前景(4)

借用韦伯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发现，东正教赋予了人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经济理性。东正教传统上视劳动为对人之罪的惩罚，而非一种愉悦的必要和奉献。宗教的苦修主义倾向由此成为一种伦理，换言之，“仿效基督的贫穷、温顺和爱，认为这才是得救的道路”。类似的这些因素导致了人对于财富积累和财产拥有的消极立场，塑造了他们从心底里贫穷和朴实无华的社会模式的积极向往。这样一来，农民的生存需求和东正教教义的相结合造就了俄国人特有的“求贫”文化，他们常以鄙视的态度看待经商者，认为财富是腐蚀人类灵魂的东西，富人都是恶棍，经商不过是“贪婪的犹太人的营生”。同时，人更能接受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失败，救济穷人成为了东正教徒的应尽义务。换言之，东正教的引入进一步巩固了俄国村社的再分配传统，此时的手段变成了善良、舍己、友善、温顺、忍耐。人在此情况下更大程度上是作为再分配的经历者而非其主体出现的。

俄国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N. Berdyayev）在剖析民族性时曾明确指出了根植于东正教教义之中的女性崇拜。在他看来，的宗教信仰是女性的宗教信仰，是集体温暖中的宗教信仰，而这种温暖却被体验为一种神秘的温暖，这样的宗教信仰拒绝男性的、积极的精神之路。换言之，民族天性决定了其生产活动具有明显的属于消极特征，好比一名温顺的女性总是将希望寄托在她的未婚夫或是丈夫或是其主宰者身上。这种特殊的“宿命论”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俄国历史上乃至当代人民族性格中对成功的追求指标明显比西方国家低，相反，和不工作相关联的一些价值观远比西方国家高。所以，在成功、自由等重要的经济价值观方面人与西方国家民众的世界观有着明显的差异。西方文化中成功一般都要归功于个人努力，而在文化中则往往追溯到天赐鸿运（везения）。 而和西方对于自由主体的认知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路径：西方的自由意味着独立和责任，而在文化中这一概念如果同个人联系在一起往往导致法律虚无主义，往往等同于无政府主义，等同于为所欲为。相反，人很多时候认为自由的概念只与集体有关。换言之，对个人来说，自由就是对集体的服从，只有把个人溶于集体中才能获得最大的自由。

更为重要的是，相较于新教伦理，东正教的“选民”观包含了上帝规定其子民必须互爱互信的意思，包含了上帝选民是一个整体、负有同一个使命的深刻内核，引申出人之间具有共同事业和使命的世俗关系并进一步衍生出人日常经济活动的伦理性征。也就是说，在上述“选民”观的支配下，“经济”概念在首先是作为一个重要的精神—道德范畴出现的。准确地讲，劳作和经济动机的独特性在于其道德形式的优先性，在于对公平/平均主义的诉求。人认为这才是保证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之正面意义。由学者普拉东诺夫编纂整理的一部文献集显示，十八世纪之前俄国始终不存在学科意义上的经济学文献，经济活动通常被理解为“主持家政/ 家务”，是指保证全家人一年劳动收获和财富的经济活动，它首先是一个精神道德范畴，然后才是经济学行为，是经济模式中进行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伦理概念，其要义在于获取合乎伦理道德规范的财富，并且获取财富的欲望必须受到节制。这个概念创造出了农民、商人、贵族甚至大公关于劳动生活的真正理念——它要求所有的人，无论是主人还是仆人，都应该不停地劳作，力求建立一种靠劳动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使劳动成为整个精神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此一来，经济文化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其价值理性和平均主义取向，以及不同于西方的财富观。在这种传统价值观的支配下，作为个体的人不是倾向于创造更多财富，而是按照习惯的方式生活。在遭遇困境之际，人不是去想方设法扩大可支配的物质财富，而是通过减少需求的方式来消解。韦伯的论断已经在现当代经济的实证研究中获得了验证：根据1870-1913年《田地》杂志表明：俄国文化阶层普遍不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所有的非商业阶层都瞧不起工商业“富豪”。俄国的工商业家从来没有获得与其在经济领域相衬的地位与荣誉，所被媒体标榜的“正面人物”无一例外的是没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人面临急剧转型带来的种种困难时并非积极地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相反更多地倾向于逃离。可见，反商人、反市场、反利润的的价值取向在俄仍然占有相当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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