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英语霸权相伴的往往是非英语国家母语的式微。菲利普森支持那些认为所有语言都具有价值的学者,也支持认为使用母语是一项基本人权的学者,呼吁他们更加积极地反对语言帝国主义。[28]我国学者资中筠指出,母语是进行思辨和表达的最佳语言,对于母语的掌握程度决定了一个人思维的复杂程度和文化水准。[29]如果主要使用英文进行写作,就意味着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中要放弃母语思维,甚至放弃民族文化主体性。一些受访教师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些受访教师大都认为,采用英文写作的论文不如用母语写作的论文“有深度”,“有思辨性和生长性”。在这些受访教师看来,母语是理论思维的土壤。
实际上,英语跟汉语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国际交流平台,或者是一个相互了解的平台,这一点我不反对。但是,对我们来说,首要的是汉语平台,因为汉语是我们赖以生长的语言。……用英语写作有点类似于统计学的那种感觉,它是一般的、平均的、标准的东西,但是用汉语写作不完全是这样,作为母语,它是能让我们扎下根来的语言。(受访教师SH)
这些受访教师同时认为,选择某种语言写作和发表,不仅影响着研究者个人的思维方式,还体现了整个学术圈乃至国家、民族的文化取向。如果过于强调英文发表而忽视母语写作,就是对本国语言文化缺乏自信的表现。一位受访教师具有国际发表和创办国际期刊的经验,他在访谈中反复强调:
要正本清源,逐步培植一批有权威性的、我们自己的中文学术刊物。这个评价标准,我们不能拱手相让。游戏规则不能交给“洋人”,游戏规则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受访教师ZX-2)
2.国际期刊论文的问题视域
阿特巴赫曾指出,世界知识体系内存在不平等现象,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语言方面,还体现在知识创造和传播的整体框架中。发达国家的研究型大学作为知识创造者处于中心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的大学位于边缘地带,作为知识传播者跟随复制发达国家的研究。具体到知识传播平台,全球重要的学术书籍、期刊、文献都在工业化国家的出版社出版,学术期刊主要面向本国读者,对发展中国家的科研进展关注很少。国际期刊主编成为学术“守门员”,他们不支持与其研究范式不同、主题不同的学者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只有符合他们要求的论文才被认可为优秀的成果。[30]
M大学不同学科的受访教师都表示,自己所在研究领域的国际期刊关注的问题与国内期刊存在差异。对此,一些受访教师表示,虽然研究问题不同,但国内学者可以与国际学术同行进行交流和争鸣。有的受访教师指出,虽然国际学术界与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不一定相同,但国际学术界是一个较为开放和平等的交流平台,中国学者不要局限于跟随西方的研究,而应当积极加入学术争鸣,就国际学术界讨论的问题提出创新观点,甚至开拓和引领新的研究领域。
另一些受访教师则认为,国内和国际期刊关注问题的差异,增加了国内人文社科学者国际发表的难度,也令人质疑国际期刊论文对国内学术发展及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有的受访教师指出,国际学术界并非平等的交流平台,我国和主要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实力存在差异。由于国际期刊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这些期刊选择发表的论文也主要是研究西方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国内学者如果想要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研究的问题就必须是对方感兴趣的。部分受访教师坦陈,他们所在学科同事和国内同行在国际期刊发表的论文大多是将西方理论移植到中国环境下进行检验,从而考察西方理论的解释力。商学院受访教师SX-2把学术研究中的话语权比喻为“坑”,指出发掘引领新问题的“挖坑人”都是“洋人”。由于“洋人”主导了该学科国际期刊的话语权,国内研究者只是跟在西方理论后面做一些精细化的工作,或者做一些比较研究,把别人的数据变成中国的数据,这样的论文对学术创新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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