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21世纪三项最重要的核心职业胜任心理特征是交流沟通(communication)能力(主要是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逻辑推理(reasoning)能力和审辩式思维。[3]
审辩式思维表现为对一个主张(claim)适用范围的认识和理解,对主张概括化(generalization)范围的认识和理解。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能够理解,“人要宽容”,“课堂要以学生为中心”、“顾客是上帝”、“有志者事竟成”……,等等,所有这些命题,都仅仅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成立,都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都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
上世纪90年代,鉴于人们关于“何为审辩式思维”问题人言言殊,众说纷纭, 美国哲学学会面向哲学和教育领域的专家,运用德尔菲方法( Delphi Method)对“何为审辩式思维”问题进行了研究。在Peter A. Facione主编的《德尔菲报告——审辩式思维:对以评估和教学为目的的专家共识的说明(The Delphi Report——Critical Thinking: AStatement of Expert Consensus for Purposes of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Instruction)》中,报告了此项研究的结果,说明了专家们关于审辩式思维的共识。(可以参看本号的第90、91、103、116和287期)
二、审辩式思维不是“大批判思维”
我认为,在criticalthinking的众多译法中,“批判性思维”不能算是好译法。在现代学校中,应该鼓励学生对教师讲的每一句话都thinkingcritically,但是,我相信不会有一位老师希望学生对自己讲的每一句话都进行“批判”。在德语 kritik和英语critical 中,都并不包含否定的意思,更不包含进攻性。
不主张翻译为“批判性思维”,与笔者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上世纪60年代,笔者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笔者知道,“文革”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是“大批判”。文革10年中,《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许多社论的标题中都包含“批判”或“大批判”的字样。例如,《人民日报》1966年6月8日社论的标题是“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社论中说,“七亿人都是批评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七亿人都做批评家,是我国人民群众的伟大觉醒。
在、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批判”都是一个常用词和高频词。不仅高举“批判的武器”,而且呼唤“武器的批判”。实际上,在、的思想成形过程中,他们所选择的主张都不是自己所处时代的主流思想,他们都选择了当时的“异端”,他们都表现出对流行观念的批判,他们都表现出独立思考的倾向。
审辩式思维与“文革”中倡导的“大批判”有什么区别呢?当我们今天强调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时,确实包含着和所倡导、所力行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怀疑精神。同时,我们所说的审辩式思维还包含更丰富的内容。
我们并不比更高明,但是,我们比了解了更多的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成果。与相比,我们知道了相对论、量子论、哥德尔定理、大爆炸宇宙学等20世纪的思想成就,知道了20世纪国际共存主义(communism,一般译为“”,笔者认为此译法不妥)运动的兴起和遭遇挫折,我们知道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具有毁灭性的。今天,当我们站在、、维特根施坦、波普尔、库恩、图尔敏这些先贤智者的肩膀上开始思考的时候,我们赋予了审辩式思维更多的含义。
在笔者所理解的审辩式思维中,不仅包含“独立思考”,还包含“价值多元”。具备审辩式思维的人不轻易相信所谓的“科学真理”,不轻易相信所谓的“普世价值”,不轻易相信所谓的“普遍人性”。他们不相信唯一的正确答案,不迷信自己关于“大象”的经验,他们不会为了捍卫自己的一个乌托邦、一个梦想、一个真理去展开“大批判”。他们可以张开双臂拥抱一个多种乌托邦、多种梦想、多种真理、多种答案包容共存的新时代。他们理解,我可以有我的梦想,我的乌托邦,我的真理,我的答案和我关于“大象”的经验,别人也可以有别人的梦想,别人的乌托邦,别人的真理,别人的答案和别人关于“大象”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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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屏住那口气直到民族必须一战时一举打趴日本军国主义才是可以高调时
总之现在应努力改变上述现象
纯天然为卖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