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板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选民参与和村庄治理 【猫眼看人】(5)

3.村民分配。上述分析表明，选民积极参与村庄选举显著降低了行政管理费，但对公共服务和生产投资没有显著影响。那么，选民参与提高了哪些村庄财政支出项目呢？

表2模型（4）表明，选民参与显著提高了村民分配的比例：选民参与率提高10个百分点，村民分配增加3.81个百分点。村民分配比例因选民参与率提高而增加的事实说明，在经历了激烈的选举竞争后，村干部切实感受到了被竞争者更替的压力，倾向于实行增加村民分配的政策，以讨好选民获得连任。关于选举的特征变量也具有良好经济含义。宗族网络弱化民主监督，村庄存在大姓倾向于减少村民分配，但在统计上不显著。选举竞争越激烈，村民分配比例也越高：候选人占比提高1个百分点，村民分配比例提高6.7个百分点，而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最近一次选举距离2010年年数的系数显著为负，平方项为负但不显著，说明选举对村民分配比例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

控制变量的经济含义符合直觉。（1）村庄人口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村庄存在规模经济。（2）非农产业比值系数显著为负，显示村庄工业化发展反而不利于村民分配比例提高，尽管在水平值上增加了。（3）村庄外出劳动力占比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村庄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村经济空心化，不利于提高村民分配比例。（4）村民分配比例在有集体企业的村庄比无集体企业的村庄高出近一半，证明集体企业改善了村民分配比例。（5）少数民族居住区的村庄村民分配比例比汉族地区显著低27个百分点。（6）村庄人均收入对数值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经济发达地区村民分配比例反而下降，尽管村民分配水平值较高。（7）人均耕地资源越丰富的村庄，村民分配比例越高。（8）村委会主任为男性，或年龄越大，或教育程度越高，村民分配比例越高。

4.集体投资和其他支出。行政管理费的下降无疑降低了村干部的在职消费和贪腐所得，选民积极参与选举降低了村干部的效用水平。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村干部将通过其他渠道的收入来弥补其效用损失。模型（5）（6）表明，选民积极参与村庄选举显著地提高了集体投资和其他支出的比例：选民参与率提高10个百分点，村庄集体投资增加4.53个百分点，其他支出增加2.3个百分点，而且两者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

值得指出的是，集体投资和其他支出因选民参与而增加的机制与村民分配因选民参与而上升的动因不同。在经历激烈的换届选举竞争后，村干部为讨好民心获得连任不得不采取增加村民分配的政策。为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村干部转而增加集体投资和其他支出。因为集体投资及其收益很大程度上由村干部控制，在实践中村干部往往将本应属于行政管理费的支出划归其他支出以遮人耳目。因此，村干部增加集体投资和其他支出项目，既可以弥补因行政管理费下降而导致的福利损失，又可以掩盖其真实目的规避村民监督。

宗族网络和候选人竞争对两者的作用有所差别。在有大姓的村庄，集体经济很可能被当选村委会主任的大家族掌控。因此，相对于没有大姓的村庄，有大姓的村庄集体投资比例高出近60个百分点。但激烈的选举竞争倾向于减少集体投资比例：候选人占比提高1个百分点，集体投资比例下降约65个百分点。既然有大姓的村庄倾向于增加行政管理费，村干部自然没有必要以增加其他支出的方式来弥补其行政管理费下降所致的效用损失，所以有大姓的村庄其他支出下降6个百分点。候选人竞争对其他支出比例的影响不显著。

综上所述，在中国农村全面推行村庄选举的背景下，选民积极参与选举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村干部行为。选民参与使村庄行政管理费比例下降；村干部增加村民分配以获取民心和连任，使村民分配比例提高；为了弥补以行政管理费为名目的在职消费和贪腐所得的损失，村干部倾向于增加集体投资以增加其可支配的资源，并将本属于行政管理费的开支移花接木至其他支出项目；由于公共服务和生产投资的建设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选民参与未能显著增加村庄公共品供给和生产投资。可见，选民参与显著地降低了村庄损耗性支出，增加了消费性支出，但未能显著地提高生产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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