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板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选民参与和村庄治理 【猫眼看人】(4)

如图1-B所示，村民缴纳、集体经济、土地房屋出租、上级政府财政补贴和其他途径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7.1%、18.3%、17.7%、48.6%和7.5%。数据显示，在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财政收入主要依靠上级政府的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占比近一半；集体经济和土地房屋出租等集体资产收入占比达36%，集体对农民征缴的税费收入比例最低。

图1 村庄财政支出和收入结构

图2 村庄选举中的选民参与和候选人竞争

X为影响村庄治理的控制变量，包括村庄选举特征、村庄经济地理特征和村委会主任特征三类。除了选民参与率、村庄是否有大姓和主任候选人占比之外，本文还进一步控制了最近一次选举距离2010年的年数及其平方项，以考察民主选举对村庄治理的时间效应。村庄经济地理特征变量包括村庄户籍人口对数、非农产值比例、外出打工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例、是否有集体企业、是否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均收入对数、人均耕地面积、到县城的距离等。村委会主任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党派等虚拟变量。各变量具体的统计特征见表1。

表1 数据统计性描述

四、实证研究

本节首先估计选民参与对村庄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其次检验选民参与对村庄财政收入比例的作用，再依次考察宗族网络和候选人竞争在村庄选举中的效应，接着给出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最后讨论实证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

（一）选民参与和村庄财政支出

表2给出了选民参与和村庄各项支出比例的回归结果。部分村庄各项财政支出比例取值为零，本文采用Tobit估计各个模型。总体来看，选民参与率降低了村庄行政管理费比例，提高了村民分配、集体投资和其他支出的比例，但并未显著增加公共服务比例和生产投资比例，具体结果分析如下。

1.行政管理费比例。根据表2模型（1），选民参与率的系数估计值为-0.453，而且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选民参与率提高10个百分点，村庄行政管理费比例下降4.53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表明，在选民参与率高的村庄，村干部受到较为严格的民主监督，其在职消费和贪污腐败行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村庄治理得到改善。有大姓村庄的行政管理费比例比无大姓村庄高约8个百分点，而且在2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候选人占比的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不显著。最近一次选举距离2010年年数的系数估计值为正，其平方项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转折点在3.7年。即换届选举对村干部的约束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由于村委会选举一般3年举行一次，在换届选举前夕选举的效应又有所增强。

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均收入对数、人均耕地面积等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为正，村主任为女性、年龄等变量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其他三个控制变量的含义饶有意味：（1）有集体企业的村庄比没有集体企业的村庄行政管理费比例低20.5个百分点，相当于样本均值的一半。其原因可能是，村干部往往在集体企业任职并领取工资，村庄的行政管理费支出被转移至集体企业，以致村庄账面上的行政管理费较低。（2）村庄到县城距离的系数估计值为正，说明村庄越偏僻，村干部越容易增加在职消费和贪污腐败，行政管理费比例越高。（3）村委会主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行政管理费比例越低，而且在统计上是非常显著的，说明提高村干部的文化水平可以改善村庄治理绩效。

2.公共服务和生产投资。现有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引入村庄选举显著地增加了村庄公共品供给。那么，在农村已普遍推行换届选举的背景下，选民积极参与选举能否进一步增加村庄公共品供给？

如表2模型（2）—（3）所示，选民参与率的系数值均为正，说明选民积极参与村庄选举倾向于增加村庄公共服务支出和生产投资，但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与引入村庄直接选举显著增加村庄公共品供给不同，在村庄换届选举常态化的背景下，村民积极参与选举未能激励村干部采取增加公共服务和生产投资的分配政策，原因与公共服务和生产投资的性质有关。首先，无论是增加公共服务还是生产投资，都会直接挤占村干部可支配的资源，减少其以行政管理费为名目的在职消费及贪腐所得，村干部缺乏增加公共服务和生产投资的激励。其次，教育投资、道路等基础设施以及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村干部亦缺乏足够的激励来增加公共服务和生产投资。宗族网络和候选人竞争对具有纯粹公共品性质的公共服务无显著影响，但对提高农户生产力的生产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对于那些没有大姓的村庄，有大姓的村庄生产投资比例高9.9个百分点；候选人占比提高1个百分点，生产投资比例增加15.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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