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板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选民参与和村庄治理 【猫眼看人】

选民参与和村庄治理 —— 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村庄数据的经验证据

一、导 论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已经历三十多年历程。这一制度安排的主要动因是：在分户生产经营后，农民不仅需要一个组织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而且要求该组织合法公正地行使自己的权力，防止村干部欺压群众、腐败堕落、损害农民利益。即运用民众的力量来约束乡村干部的行为。然而，在现有的权力结构下，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效力在开始阶段并不被看好，人们怀疑选举不会对村庄权力结构产生实质性影响，选举的成功只限于那些由民政部直接控制的实验村。

现有实证研究表明，中国村庄选举增加了农民对村干部的问责，有效地促进了乡村社会的效率和公平。一方面，村庄选举使直接税收负担从农户转向企业并提高村庄公共投资比例；显著地提高了村庄道路、灌溉设施、学校等基础设施供给的概率和相应的投资水平；增加了公共支出的比例，减少了行政支出以及上交给乡镇政府的份额；有效地提高村庄公共支出，减少管理费用。另一方面，引入村庄选举的村庄采取反贫困政策，从而使农村收入差距缩小基尼系数下降；当选村干部为获得贫富双方更多的支持而采取有利于穷人的社区政策，降低大病风险的负面收入影响；选举使村庄发生显著的从改革前富裕户向贫困户的再分配。

在民主选举实施三十年后，村庄选举的质量而非实施成为当前研究的焦点。现有文献聚焦于选民参与村庄选举的影响因素。孙昕等研究发现，村民对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越高，其参与选举的倾向就可能会更高；但村民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对选举参与都没有显著影响。Su et al.调查发现，选举程序和宗族力量对选民参与率有重要影响：选举程序越透明越开放的村庄，村委会选举的投票率一般也越高；当村庄中存在几个势均力敌而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宗族时，村委会选举的投票率也相对较高。面板模型的稳健性检验Zhang et al.调查发现，选举竞争性、贿选和上级政府操控显著地影响了村民参与，选举激烈的竞争吸引更多选民投票，镇政府操控选举将会降低选民参与率，贿选则促进选民参与投票。

尽管以选民参与率衡量的选举质量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只有少数文献讨论了选民参与的经济后果。Boulding and Wampler根据巴西220个大城市的数据研究发支出增加0.41个百分点。Nooruddin and Simmons认为，公共品提供具有规模效应，更多的选民参与意味着当权者须讨好的民众数量增多，政府将增加公共品供应，基于印度1960—2000年州级数据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假说。

中国村庄选举与民主先行国家有两个重要差异：（1）村庄选举虽然始于农民的自发创新，但乡镇政府在民主选举进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基层政府对选举过程和结果的干预不但会降低选民投票积极性，而且会弱化选举对村干部行为的约束。因此，在中国村庄选举中，选民参与率的高低不仅意味着在位者须讨好民众数量的多寡，而且直接指示着选举对村干部约束力的强弱，从而作用于村庄治理。（2）民主先行国家的城市、州甚至国家层面的选举具有市民化和政党竞争双重特征，中国农村是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基于姓氏和血缘关系的宗族代替政党在选举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因此，对于中国农村社会而言，选民参与能否有效改善村庄治理仍是未解之题。中国村庄的选民参与对基层治理的作用既可能与民主先行国家不同，亦有别于20世纪80年代末村庄引入选举制度时发挥的作用。本文从选民参与角度考察民主选举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并分析宗族网络和候选人竞争两个因素在村庄选举中所扮演的角色。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村庄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选民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村庄治理，但当前中国村庄选举具有显著的消费性，而欠缺着眼于长远的生产功能。（1）从支出看，选民积极参与村庄选举显著降低了村庄行政管理费比例，但并未显著增加公共服务和生产投资比例，村干部为取悦民心增加村民分配，并提高集体投资和其他支出以弥补行政管理费下降的效用损失。（2）从收入看，选民参与减少集体对村民的征收，增加集体经济提留比例，但对土地房屋出租收入和上级政府收入没有显著影响。（3）宗族网络和候选人竞争在村庄选举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宗族网络削弱选民参与对村庄治理的作用，而候选人竞争则强化选民参与对村庄治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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