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担保交易不算产品意义上的重大创新,而是交易流程的重组,却触及了交易的本质——信任机制。就像拨动一个小按钮意外启动一列火车那样,这个微小的改变无意中开辟了中国电子商务的新时代,也迅速成为电商业的基石和标配。仅1年时间,担保交易已覆盖淘宝70%以上的商品。
蛋糕能变多大,当时谁也看不清。苗人凤记得,日交易额达几万元时,他们就欣喜若狂了。一次饭局中,苗人凤愉快地畅想:“你们说(日交易额)到100万时,得多可怕啊。”
几个月后,还真到了100万。轮到马云乐了,他把团队带到城东一家饭店,搓一顿后还合唱了一首《朋友》。他承诺,以后每增长100万他都和大家庆祝。“后来他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了。”苗人凤说。此时他还不知道,马云已开始琢磨一些更棘手的问题。
2004年的一天,马云出现在上海浦东松林路300号的中国银联总部,他要拜见中国银联的高层,想依靠后者解决淘宝的支付难题。
支付宝的交易量上来后,人工对账的方式撑不住了,还拖累了银行。由于每一笔交易都要频繁地转入帐,中间还发生无数信息丢失,让对账结算变得异常复杂。2004年下半年,支付宝的日交易量已达8000笔,就工行一家,浙江省行不得不调动辖区十几家支行近300人来处理,但大量单据依然积压,成麻袋地堆起来。
媒体当时的解读是:PayPal可能给了马云思路。前者和VISA、万事达等卡组织合作,一次性打通所有银行。马云也想复制这样的模式。
这场会谈只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结果令人失望。银联当时搭建的只是线下网络,而且还是多部委合力推动的结果,线上自己也没打通。这源于一个很具中国特色的原因——没有政策支持。
另一个流传的版本是:中国银联高层对此兴趣不大,只派了一个级别较低的部门负责人出面。正是这次不愉快的会面,后来意外倒逼出一个庞然大物,为双方长达10多年的恩怨埋下伏笔。
一两个月后,银联内部问及此事,对接者说:“马云要自己干了吧。” 2004年12月8日,浙江支付宝网络科技成立,正式与淘宝拆分。第一任总裁是陆兆禧。
苗人凤也不错,作为元老的他进入了支付宝四人筹备小组,其余3人除陆兆禧、程英外,还有蔡崇信。
敲开那些大门
科技公司流动的比特和金融机构跳跃的金币原本分属两个世界,拥有不同的生产方式和存世逻辑。在互联网早期,它们就像相隔4000公里的硅谷和一样,各统一方,相安无事。2000年后,随着两者尤其是互联网“圈地运动”的扩大,边界模糊了。
支付就是首当其冲的交叠地带。它既是传统金融的基石,也是新技术跨界颠覆的支点。只要冲破这一隘口,用户消费行为就可以被沉淀,才可能踏进大数据风控、征信、理财等丰腴之地。
银行却不那么乐见其成。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富的国有银行,却没有相匹配的市场化程度。互联网支付必定会削弱其物理网点和网银,最终失去对客户的控制,沦为通道。
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为保住“护城河”,银行对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只愿以网关模式进行有限合作。这导致用户要多次跳转网页,外加只支持IE浏览器、插U盾等诸多限制,体验相当灾难。支付成功率也长期徘徊在50%左右。
这扼住了全行业的咽喉。由于上下游不通,技术也失效了。支付宝曾组建专门的技术团队帮助某国有银行提高支付成功率,最后也止步于60%左右。
“就连淘宝,也动过放弃支付宝的念头。”苗人凤说,“整个行业都很焦虑,像被困在一个黑屋子里,四周都是墙壁。”
到2009年底,与电商业一起水涨船高,支付宝用户数已超过2.7亿,日交易量超过了12亿元,交易成功率却仍止步不前,像一个膨胀的大个子摇摇欲坠地支在一双筷子般的细腿上。
2010年初,马云突然出现在支付宝年会上,并发了一通脾气。“烂、烂、烂到极点。”马云一身蓝夹克,挥舞着右手,“你们像在开追悼会,如果再不重视,这就是支付宝未来的追悼会。”随后,支付宝换帅,彭蕾出任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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