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杂志的软件 中国人民银行的四周，就是一本打开来的经济学教科书(4)

那时干部是被提升的，没听说谁向领导、向组织提过要求。任命发表之前，也无任何消息跑冒滴漏。就如我，副处、正处、副司、正司，事前竟无一点征兆。那时人的原则性也强，司局长当面就向行领导提意见，也无所谓。

三里河时期的总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蜕变。1948年12月1日成立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还在石家庄，在那座白色的小楼里。后来，进了北京。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金融实行大一统，全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除了和存款，人们再无其他的金融资产。存款不是个人投资，号召人们存款的口号是“爱国储蓄”。那时的人民银行谈不上货币政策，更无从谈起国民经济四大账户体系。历史上的人民银行，曾两次和财政部合并，人民银行更沦为了财政的出纳。从1979年开始，农业银行从人民银行分离了，1980年，中国银行独立了。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扯起了大旗。1983年，国务院146号文件确定工商信贷业务从人民银行剥离，成立中国工商银行，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人民银行从此脱茧而出。

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旧址

从1984年到1990年的6年，人民银行处于中央银行的初创时期，人们有了货币政策的概念，开始了金融宏观调控，但是手段还是计划。年度货币投放、新增贷款被严格的指令性计划控制着。到了年底，货币发行要突破计划，就是罪过。贷款计划切块下达到各省（市、自治区），切条下达到工、农、中、建四大银行，严令不能超过。虽然有了存款准备金，有了利率，但在严格的计划下，这些工具只是摆设。存款准备金是由银行分支机构向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行缴纳的。那时宏观调控更多是讨论计划时的争吵，分配指标时的争夺。所以，陈慕华行长说，有人说人民银行是“一刀切”，我们不是“一刀切”，但总是要“切一刀”。

那时的金融监管，还处于行政管理的阶段。总行金融管理司负责金融机构设立的审批，外事局外资处负责外资银行、代表处的审批。总行在1985年设立了稽核局，负责融机构，但只是合规性检查。那时哪里有什么金融风险的概念，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呆账就挂在账上，找机会核销了事。那时为了发展，和财政几经讨论，人民银行实行利润留成，才算有了些机动财力。想想这些历史，似乎有些可笑。

那时的总行对于如何建立中央银行体制和运行机制，有许多还不懂，有许多有争论。那一时期，刘鸿儒副行长写了许多文章，介绍、讲解成熟的中央银行，后来编成了一本书叫“漫谈中央银行”。

那时的总行，也许有许多事是我不了解的，也有些事，还无法落笔。那时的环境似乎艰苦，条件也差，但从踏实做事的人们那儿，听不到一丝抱怨。

总行（二）

陈慕华行长在1985年春天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委员兼人民银行行长身份开始了在央行的工作。翌年，就完成了大楼选址、拆迁，设计并开始施工。新大楼开建，让大家欢欣鼓舞。我就曾骑自行车，从三里河过来，看到当时的工地还是一个大坑，建筑工人正在忙着。那时没有金融街，总行周边除了长话大楼，就全是矮趴趴的青砖平房和居民的私搭乱建，到处挤满了房子和杂物，道路也是坑坑洼洼的土路，公共厕所就在路边。历经四年的建设，1990年大楼完工，当年11月总行从三里河搬来。那时我在政研室，和办公厅及行领导在11月23日同时搬来。

慕华行长未能住进新楼。她在离开央行后，依然一直关心着大楼的建设，关心着央行的事业。2005年冬天，我在上海总部办公时，值班室告诉我慕华行长病危的消息，我即赶回北京，第二天去北京医院探望。就在我去的那天，慕华行长醒了过来，看到我后笑了。她的女儿告诉我：“就你今天来，我妈妈醒了。”以后每年春节前，周行长都带我们去给她祝贺新春。在医院里，我们带着口罩，我从慕华行长的唇语中读出来她在问：“谁是小马？”就摘下口罩，她看到我总是笑笑。在三里河那座大楼，在央行工作的日子，是慕华行长一生珍贵的记忆。那个年代，履职央行极其不易。慕华行长对人民银行的贡献，对金融事业的贡献是历史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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