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杂志的软件 中国人民银行的四周，就是一本打开来的经济学教科书(3)

总行也会给职工搞点福利，一来补充限量供应的不足，二来会便宜些。1985年夏天，总行分活鸡，1人一只。鸡就关在刘行长办公室窗外的自行车棚里。打开窗户就是鸡叫和抓鸡人的说话声，还有鸡粪味。我们只好关紧窗户，尽管天气燠热，也只好忍着。夏天还会分西瓜，2个或3个不等。春节前，也许会分猪肉、牛肉、羊肉、带鱼等等。1986年春节前，第一次分了盒装的大虾，我舍不得自己吃，托列车员捎给岳母，岳母也未收到，在火车上被偷了。还有一年春节前，总行不知从河北什么地方搞了些新鲜猪肉。但是，杀好的猪一劈两半，热呼呼地就扔上了大卡车，运到北京，上面的猪肉还好，下边的猪肉就捂得有味，只好处理了。

那时，出国是一件大事，不仅机会难得，还有补贴，给置装费500元。一年之内再出国不给，一年之后给100元，三年之后再出国，再发500元。出国的同志拿着介绍信，到西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做西装。全北京出国的人都在这儿做西服。营业厅总是人满满的，许是夫妻一起来，妻子做决定。柜台上放着不到10种面料，选好面料，也不用裁缝量尺寸，服务员打量你一下，然后从衣架上拿出差不多的样板衣服让你穿，看差不多就写下衣服的号码，一个月后取。是否可身，自己没感觉，也不知道，只是看镜子中的人似乎变精神了，但老外总看着不对劲。1989年初条法司张秀民司长带我去美国、加拿大考察金融立法，并到IMF寻求援助。张司长和我的西服撞衫了，张司长对我说：“你就别穿了。”好在我另外还有一套，但毛衣又和团里的翻译王勇一样了。那时，出国每天还有10美元零花钱，还可以用按官方汇率买30美元的自由外汇。出国回来，还有一件免税的大件商品，就在惠新东里那儿的出国人员用品商店，在冰箱、电视、音响、中任选一件，还可另外选吸尘器、电熨斗等一小件免税品。1986年我第一次出国，想买免税品，外汇不够，刘行长的50美元自由外汇让我买了。用零花钱加上自己和刘行长的自由外汇，我买了一台“东芝”168立升的冰箱，一直用到1998年，搬家后送了人。

那时总行职工住房也紧张。新分来的大学生就住在北洼，是总行租用玉渊潭公社的一幢4层红砖楼，多的十多个人一间，少的4个人一间。食堂也是玉渊潭公社经营着，星期天只有2顿饭，饭菜质量极差。我调来总行的前几个月，就住在这儿。记得这儿的馒头又酸又硬，菜里见不到一点油星。单身男女要自己做饭，就买了煤油炉，星期天一大早起来去排队买煤油，去晚了就卖光了。餐具、厨具用过后就放在床下。没有电冰箱、副食品买回来当天就要吃光的。

结婚后的青年男女，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分到别人腾退下来的康乐里的筒子楼，只有一居室、15个平方左右。没有厨房，就在楼道里放一煤气罐生火做饭。每层楼只一个卫生间，几户人家共用，轮流打扫。总行许多同事的下一代就出生在这里并渡过幼年。在这样的房间里渡过三五年，才有可能搬到独门独卫的一居室或小两居里。那时住房没有面积规定，一般的处长也是两居，老处长和司长才住上三居。90年代以后，住房面积和居室结构才改变。

那时出差到外地，入住后的第一件事是向总行报告住处和电话，以方便总行联系。开过会后即返程。出差的住宿和吃饭，都要自己结账。想要当地特产，自己去买。1984年8月总行在吉林市开会，我就看见当时的会计司司长童赠银（1985年6月后任总行副行长）在街上买了一把扫地的笤帚。那时我们去四川，看到蔬菜又新鲜、又丰富，就会买一些回来。

总行的财务管理也十分严格。行领导、司局长、处级干部出差住宿有标准，超过了自己掏钱。那一年，和刘行长去天津，住市委招待所。刘行长的房费超了20元。我和另一位同志省了20元，但不能顶替，刘行长自己掏腰包补上。1988年我在条法司，春节全司聚餐，卖报纸得了20多元，每个人春节发2元钱电影费也被集中，用几十块钱买了些熟食，在一个同事家里又切了些萝卜拌白糖，就在办公室里聚了一次。司里是没有小金库的，更不会找人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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