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杂志的软件 中国人民银行的四周，就是一本打开来的经济学教科书(2)

那时电话机也少，行领导的办公桌上一部红机，一部普通机分机，秘书有一部分机，这些分机都挂在值班室的唯一一部外线上。外线电话打进来，值班室的同事先转秘书再转领导，拨出去要先拨一个数字。长途电话要先拨174，174很忙很忙，所以要有耐心。一旦拨通，报自己单位、电话、姓名、账号（公家的电话扣费账号），再报对方城市、单位、电话、姓名，放下电话就是等。也许上午要的长途，下午才接通。即使行长有急事要办，也无可奈何。一次我要了长途电话，等了半个多小时，电话响了，一位接线员说：“863548吗？请找李德伦接电话。”我说：“这儿没有李德伦，只有马德伦。”，接线员笑了，说：“就找你。”

那时没有计算机，所有文件都是手写稿，许多同事的字写得很漂亮。手写稿的文件或材料不但练字，更可看出起草人的文字功夫和逻辑思维，不像现在的打印搞，看着就像正式文件，看不出什么差距来。办公用的圆珠笔是竹杆的，铅笔刀是铁片的。那时规定，正式文稿要用钢笔，不能用圆珠笔，圆珠笔的文稿无法存档。行领导签批后的文稿，送到一楼打字室，十几台打字机后十几个姑娘小伙儿头也不抬地忙着。打腊纸稿，轻了打不上，重了会打穿，所以是个技术活。打好了再一张张地油印，工人也是两手油污。总行在三里河二区一号这座四层小楼一层有个铅印厂，七八个人，重要文稿送来，捡字工人从成千上万的铅字中捡字排版，让你看到宋朝时的伟大发明如何延续至今。

从大楼西侧便门出去，也是一排砖平房，依次为浴室和食堂。每周六个工作日，浴室一日男、一日女的各用三天，纸板上两面用毛笔字分别写着“男”或“女”，挂在小门上，以防记错了犯错误。浴室只在中午和下午下班后开放，那时没有浴液和洗发露，来洗澡的人，就拿着毛巾、裹着肥皂或香皂或者再拎着换洗衣服。进得门来，是一狭长小屋，两边是长木条椅，墙上是一溜钉子，衣服就挂在钉子上。另一间就是浴室，20多个淋浴头也不够用。家里没有洗浴的条件，只好在单位解决。人多了，水温就上不来，屋子外的锅炉工就要多添几锹煤。洗过后的人们，脸上红扑扑地走出来，头发还是湿的。

食堂供早、午、晚三餐。在食堂用餐，要用米票、面票、粮票和兑换相应的食堂券。自己带餐具，吃什么，看小黑板上的菜谱自己选，厨师一勺菜，一碗饭地盛给你，端走找个空位置吃去。因为粮食和肉蛋都限量供应，记忆中从未有红烧肉或者烧排骨这些硬菜。食堂也无补贴，许还是带饭。早上来时，自行车把上挂一个兜子，从布兜到人造革兜到尼龙兜，里边是饭盒，饭菜就装在一个铝或不锈钢饭盒里。用得久了，磕得坑坑洼洼的地方，就有黑黑的油污残留。有的人菜带的多，就一大盒饭、一小盒菜分装。值班室门口的桌面上，放着一钢筋焊接的方筐。早上秘书把行长和自己的饭盒放到筐里，值班秘书抬着铁筐出楼。在小院墙角有一大汽锅，1米多高，2米来宽，分了几层。放下铁筐，到上午10时，锁门后汽锅开始冒汽，11时多停汽。11时半，人们陆续来取饭盒。相同的饭盒太多，有人回到办公室，打开才知道拿错了，赶快回来换。有2人同时拿错的，就等着。也有人是老婆装的饭盒，不知是什么饭菜，吃过了回家才知道吃了别人的。就有人贴出“寻饭盒启事”，请拿错的人送回来。所以，中午饭时分，值班室门口总是一股说不清的饭菜味，长久地弥漫，氤氲着不肯散去。

说到这里，你一定会问那时干部挣多少钱。怎么说呢？当时大学毕业生第一年每月46元，第二年转正后56元，是23级干部。“文革”前，干部工资是按级别定的，13级以上是高干，月工资在140元左右，副部长如果是9级干部，月工资在230元左右。司局长一般都是老同志，在十几级，收入可想而知。刘鸿儒副行长是1947年参加革命的，1980年当了副行长，那时工资有了新标准，副部长月工资180元，工龄工资每年0.50元。1987年初，拿到刘行长的工资袋后，我对刘行长说：“刘行长，给你涨工资了。”刘行长说：“是吗？涨了多少？”我说：“5毛钱，工龄工资加了一年，但是到头了。”当时规定，工龄工资最多给40年。也就是说，刘行长从1947年参加革命，到1987年以后，每月的工龄工资就固定在20元了。我在1986年提升为副处，月工资是105元，加上我和儿子的肉食补贴和工龄工资，月入为129元。当时在计划经济下，一切凭票证供应，价格也国家定。猪肉调价后，按家庭人口，北京每人每月发7.50元猪肉补贴。所以刘行长的月收入为工资180元+20元（工龄工资）+7.50元（肉补）=207.50元 。当时一斤猪肉在2.40元左右，米、面一斤在1毛7左右。收入不高，开支也有点拮据，人们的日子过得都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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