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杂志的软件 中国人民银行的四周，就是一本打开来的经济学教科书

在本文中，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马德伦深情回顾了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初至今走过的历史，以亲历者的视角回顾了人行的沿革历史及宏观调控目标、货币政策工具、汇率改革、利率市场化等等一系列职能的形成与成熟。人行的演变与我国经济制度的演变息息相关，人行的发展与成熟为我国经济走上国际舞台贡献了不容忽视的力量。筚路蓝缕，玉汝于成。再读本文，可以感受到一代代银行家及所有在人行工作的人员对于这份事业的高度忠诚与发自内心的执着热爱。

本文原载于银行家杂志2016年第2期。

从三里河时期的总行到复兴门的总行，中国走向了复兴，央行走向了复兴。那些在三里河总行工作过的人们，那些在复兴门总行工作着的人们，那些在人民银行工作着的人们，乃至于此前在人民银行工作过的人们，这些创造和见证了历史进程的人们，是自豪而骄傲的。

总行（一）

1985年初春我调入总行时，总行还在三里河。一座青砖楼，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素面朝天，古朴庄重，是上世纪50年代专为部委建造的办公楼。楼高五层，长约80米，宽约10多米，东西朝向。北边三分之一多是核工业部，和人行、财政部完全隔绝，而人行和财政部的办公室混合着。楼东面紧挨一条小马路，马路另一侧是一排青砖建筑，除了几间司机休息室，就是车库。那时小汽车少，只有几个行领导用车和机要交通车及两三辆。那时没有班车，大多数干部骑车上下班。自行车棚紧贴着办公楼，楼有多长，车棚就多长，放了两排自行车，还满满的。

那时的办公室拥挤简单。陈慕华行长的办公室是个套间，不过30多个平方，里间办公，外间会客兼小会议室。副行长的办公室十几个平方，秘书们挤在一间办公室里。而我则和刘鸿儒副行长一个办公室，我坐在门口，面向刘行长，刘行长面向墙。墙上挂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寓意“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刘行长的办公桌稍大些，是“两头沉”的写字台，我的办公桌是60厘米的三屉桌。此外，还插空放了三个铁皮柜，就再无其他家具了。刘行长的办公室朝东有一个枣红色木框窗户，虽然在二楼，能看到的就是自行车棚顶，没任何景致可供观赏，也没有绿植装扮春色，只有微微发黄的地图，诉说着历史。

记得我去当时的金管司送文件，蔡鄂生、张志平当时在金管司体改处。他们问我：“马秘书，你和刘行长一个办公室什么感觉？”我调侃道：“你们说，狼和羊在一只笼子里，那只羊是什么感觉。”他们大笑不止。就因为这一句话，当年推选西城人大代表，金管司43个人全部提名推举我。

行长的办公室尚如此局促，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各司局的司局长们都在一个十几平方的办公室里。正司长可以靠窗户一人独坐，副司长就要两两相对。那时的处室人也多，七八个人一个处的比比皆是，也是一间办公室，不分什么人地两人面对面，靠墙放办公桌椅，中间一小过道，只有几十厘米宽。走廊两侧摆满了一个又一个木头文件柜，柜顶上放着一捆捆的资料。狭窄的走廊里，相遇的两人只能侧身而过。而外事局基金处在大楼最南端楼顶上的小炮楼办公，窗外就是楼顶，他们在窗户上搭了一块跳板，休息时就从窗户爬上楼顶去做体操。

即使如此拥挤不堪，办公室也不够用。系统工会先在三里河二区一号这座四层小楼办了几天公，后来就搬到了“河南饭庄”。教育司就在五棵松那边租房办公，金融研究所在白广路头条一号总参第三招待所里，条法司、稽核局、外汇局（当时还是总行的内设司局）、智力引进办、会计司营业室租了月坛南街一家服装厂楼上几层办公。所幸离总行就百十来米，也不算远。

总行大楼二层225房间是总行唯一的会议室。会议室中间的会议桌四周只能放十把扶手椅，靠墙壁处除了门，摆满了套上白布套的椅子，总行党组会、行长办公会都在这里开。司局长召集处长开会，就在司局长办公室，要开全司会议，就找司里最大的办公室，人多坐不下，就有人坐在门口或楼道里。行里要开大会，就借附近的中街一号礼堂。那一年的国庆节前，总行举办各司局合唱比赛，就在中街一号礼堂，舞台上临时搭起的阶梯式木板架，人站上去，晃悠悠的。某司上场开唱不久，一位站在最高一排中间的司领导大约是在舞台灯光的照射下，有些目眩头晕，加上架子又晃，不知不觉地倒向了一侧。歌未唱完，全司就撤了。那天在等电梯时，大家碰上这个司办公室的戈世荣处长，我就问她：“某司长醒来后是不是问‘同志们歌唱完了没有？’”戈处说：“才不是呢。某司长说，‘我的一只皮鞋还在台上呢’。”大家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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