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是最简单的生物 徐巍：教师的权力：成为“行动的知识人”(2)

在现代英语中，与"intellectuel"和"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最近义的词汇为"intellectual"，爱德华·W.萨义德认为，"intellectual"是那样的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⑧。拉塞尔·雅各比、尤尔根·哈贝马斯等学者也认为"intellectual"的核心涵义，指的是那些为追求真理及为社会进步理想而奋斗的人。

与“知识分子”相比，“知识人”一词使用较少，余英时、许纪霖、傅铿等都曾在其文章或著作中使用(或倾向于使用)此词。“分子”与“人”有何区别?“分子”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指称“人”乃近代之事，表示“某一集体中的个体”、“具有某集体特征的个体”之意，初为国民意识觉醒的话语体现，强调的是“集体化的人格”，为中性词，但随着这一词汇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使用，其语义和色彩已逐渐发生改变。景凯旋在考察“知识分子”一词的流变后指出：虽然最初在使用“分子”一词指称“人”的时候，本意是“为了表达倡导民主、反对专制的国民国家意识，以争取国人的权利和责任，反映了群的主体性的觉醒”。但在其后的使用过程中，“它却被用来表达政党出现后日益增强的阶级意识，成为互相攻诘的政治称谓，最终并成为人的政治身份标记，凸现出人的主体性的丧失”。⑨因此，“在意识形态渗透的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思维中，‘分子’一词是带有贬义的。病毒是最简单的生物这一结论缘于现代政治生活的创伤记忆”。⑩

为避免歧义，本文取“知识人”一词来表达近似于19世纪法文中所使用的"intellectuel"、俄文中的"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及现代英语中的"intellectual"所表达之意。本文中所指的“知识人”，是那些拥有文化知识底蕴的，有建立在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基础上的对生活、社会的真实理解，坚守内心良知，以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批判精神关注社会现实，追求社会进步理想与事业的人。据此，一个仅仅在或技术上有所专长的人更适宜称为技术专家，而不能被称为“知识人”；放弃内心良知和道德人格，凭借“知识”趋附于权势利益者，不在“知识人”之列。

二、教师成为“知识人”有何意义?

教师并非天生的“知识人”，却是专门从事教育活动的教育者，这一独特的职业身份使得教师成为“知识人”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以宏阔的视角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可以较为清晰地发现，自19世纪中叶以降，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虽曲折缓慢，却持续不断的变革进程之中，这一变革进程以思想启蒙和制度探索为两条主线，伴随着西方文明的传入、本土民权意识的觉醒、暴力革命的发展、外族武力的入侵、政治格局的变化、经济社会的发展等，如巨浪般交错滚涌前进，虽经曲折和反复，但总趋势依然向前。这一变革进程，既存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也包含自身艰辛的努力，直至今日，这一进程没有停止。虽然“制度变革”和“国民性改造”二者看似纠缠不清，但实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制度变革是社会发展外在的、猛烈的体现，思想启蒙则是内在的、稳定的推动性因素，后者对社会文明的推进作用有着虽不易觉察、却非常强大的力量。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知识人”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先觉醒的少数“知识人”精英面对民众的蒙昧状态，试图去唤醒民众，但这一过程却异常艰难，其中既有如鲁迅小说《药》中“华老栓”与“夏瑜”的故事所暗喻的痛彻心扉的悲剧，(11)也有付出巨大牺牲却收效甚微的“革命行动”后痛苦反思的迷茫。随着历史的发展，如今我们可以看到，民众的启蒙与文化的除旧布新，对于民主、自由、文明社会的实现，具有基石性意义，没有民众的启蒙和文化的除旧布新，暴力革命与制度变革都难以巩固其成果，如康德所言，“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12)因此，启蒙对于社会文明进步而言，具有根本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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