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是最简单的生物 徐巍：教师的权力：成为“行动的知识人”(3)

启蒙以人的解放为理想，以培养人的独立思考、反对盲从、摆脱迷信和愚昧的心智状态为首要任务，启蒙是照亮黑暗世界的光芒，是专制者所恐惧的敌人，如果说启蒙导向的是民主与自由的社会理想，那么她同时会使剥削阶层丧失其现有的特权和利益。反启蒙的驭民之术古已有之，孔子曾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3)，柏拉图虽有理想国的宏愿和“洞喻”的哲思，却宁愿以“高贵谎言”让民众生活在“梦中”(14)，柏拉图构思和阐述了统治者以“教育”塑造年青一代的方法，米歇尔·福柯考察并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权力对人的“规训”技术，这些方法和技术都指向一个目的：那就是对人——既包括心灵，也包括肉体——的控制。但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也总会有一些人渐渐地苏醒、转身，意识到明亮的光的世界并努力挣脱思想和心灵的枷锁，试图发出声音并唤醒他人，这些人就像“母体”(15)中生活在“锡安”的“抵抗者”，他们首先觉醒，并继而承担起唤醒他人的责任，他们“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16)，进而引导人类摆脱愚昧和专制，走向文明和民主，这些“唤醒者”正是一个社会中拥有知识、勇于探索、独立思考的“知识人”。

教师成为“知识人”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教师的职业决定了他们的行动将不可避免地会对年青一代的思想、性格与道德观念产生重要的影响，并进而影响现实社会及未来。一名教师，无论其是否意识到自身的位置、角色与权力，都无法避免在事实上做出这种选择，正如理查德·肖尔所言：“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中立的教育过程。教育要么充当使年轻一代融入现行制度的必然结果并使他们与之不相背离的手段，要么就变成‘自由的实践’，也即人借以批判性地和创造性地对待现实并发现如何参与改造世界的途径。”(17)因此，未成为“知识人”的教师不了解自身行动所导致的结果，虽然是无意识的，却并非是没有责任的。

教师的启蒙首先是自我启蒙和心灵解放，这也是教师成为“知识人”的过程，教师成为“知识人”，并非成为“专家”或“道德完人”，而是一个有独立判断、有道德良知的教育者。教师对自我角色的理解同样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社会认识及话语层面，如“园丁”“蜡烛”“经济拮据的奉献者”或“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而是要通过学习和反思，更加清晰地认识社会深层构成方式，意识到存在于教育场域中的利益与权力斗争及其意义，并努力去发现权力是怎样通过制度、规章、仪式、潜规则以及文本、概念、评价方式来实现其目的的，在这方面，米歇尔·福柯、迈克尔·阿普尔、亨利·吉鲁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启示。

一个思想被禁锢的、被“母体”的“程序”所控制的教师是“母体”的一部分，其生命意识没有觉醒，并且由于被“母体”所控制而不自觉地充当着维护剥削秩序的“护卫者”；而一个觉醒了的、决心选择在“真实世界”中生活的教师则成为“知识人”。未成为“知识人”的教师，只会重复和执行被灌输的意识和指令，他们的理解力与洞察力也停留在表象的水平，而已成为“知识人”的教师则会清醒地分辨虚幻和现实、谎言和真理，并且以知识和行动为武器，有意识地参与到解放和启蒙的事业中来。

三、教师成为“行动的知识人”的权力

人们对“权力”的涵义，存在不同的理解，马克斯·韦伯的定义是：“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18)在这里，权力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强权”。而汉娜·阿伦特则认为，权力是一种基于认同的“潜在的存在”，暴力并非权力，亦非权力之基础，暴政所拥有的只是“虚弱的暴力”，暴力的起点恰是权力的终点。(19)在尼采看来，“权力意志”是一种生命的意志和生命的冲动，是“动物具有的一切欲望”和“有机生命一切功能的源泉”(20)，而福柯则将权力理解为一种内在的关系，一种贯穿社会的“能量流”，它“不是一种制度，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某些人天生就有的某种力量，它是大家在既定社会中给予一个复杂的策略性处境的名称”。(21)据戴维·米勒与韦农·波格丹诺考证：“英语中power一词来自法语的pouvoir，后者源自拉丁文的potestas或potentia，意指“能力”。在罗马人看来，potentia是指一个人或物影响他人或他物的能力。”(22)现代英语中，"power"一词有多种含义，但主要指一种能量或力量，包括(1)行动的能力、能够完成或做成某件事情的能力；(2)能够控制他人的能力；(3)权威或影响力。(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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