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货币与金融方面,美元与黄金挂钩,提供了非常稳定的汇率。也为面临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了必要时进行紧急融资的机制,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角色,还为落后国家提供了一套中长期的优惠融资机制,这是世界银行与区域开发银行扮演的角色。
这一罕见的国际秩序的形成有着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只有了解了这一背景,我们才能够明白今天危机产生的根源是什么。从1945年到1980年,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及其盟国推行自由国际秩序,虽然没有覆盖全世界,但依然成为了世界秩序的主体。
当时很多西方国家都有一套机制与这一国际秩序相搭配,因为这些国家大多都吸取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惨痛教训,认识到了保护主义,不相互放开市场的危害。
同时,这些国家也知道放任资本在国际上自由流动会带来系统性风险,而且不是所有的社会群体都能在市场自由竞争中得到生存机会,所以国际上形成了一种共识——以国内相应的机制来调和资本主义破坏力量和社会保护需求之间的矛盾。否则,维护开放经济体系的合法性、正当性的社会基础就会动摇。
所以,当时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成为了主流,各国普遍推行社会保障体系、福利国家体制、累进课税、财政移转性支付、劳动条件管理、市场秩序管理、金融防火墙。这种体系被称为“镶嵌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而不是完全放任的自由主义。
镶嵌自由主义已经尽量削除了可能产生危害的东西,同时又大力保护应该保护的群体,使国际经济秩序既能激发市场活力,但又避免造成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均,以维持社会内部的凝聚力。这些国家对于自由贸易原则也不是毫无保留地贯彻到底,而是排除了一些敏感部门,例如农业,并对这些部门予以特殊的保护,对于受到严重冲击的产业,允许短期的限制和产业救济等措施,以便让社会适应这一开放游戏规则。
当时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是严格限制跨国资本流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大部分国家都采取有限度资本管制,90年才始解除这些限制。之所以会解除限制,就是因为美国出融服务业是最先进的,把所有国家资本市场与保险市场打开,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商机。
另外一点,也是因为历史教训已经过于遥远,美国被蛇咬是几十年前的事,疼痛早已被遗忘,也相信自己的避险数学模型已经十分精致成熟,可以游说监管机构放心拆掉防火墙,衍生性金融工具可以成功转嫁与分散风险,因而才毫无顾忌地以高杠杆从事金融交易。
然而,此时此刻我们却看到了很多不协调现象,旧秩序的根基在众多冲突中已经开始动摇,国际体系已经进入了秩序重组时期。我个人认为,人类正在进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过渡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阶段,而且这个趋势越来越清晰。
2004年我就提出过这一观点,不过当时没有人肯相信我的说法,而现在相信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因为这种趋势已经十分明显。第二个过渡是,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逐渐转轨到中国推进的全球化方案,“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推进的全球化方案的代表作。但是旧秩序不是一夕之间崩解的,新秩序也不是马上就能确立,新旧秩序还会并存很长时间,形成一个很长的过渡期。正因如此,局部的失序是在所难免的,而我们正处于这样的时刻。
但是我并不同意奈伊对“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高度担忧,我认为他高估了美国对当前的全球化基本架构的领导作用,其实美国的作用是正负兼有的,美国霸权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它做了很多好事,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既是世界稳定的基础,也是世界不稳定的根源。
奈伊出于爱国情操避而不谈美国的负面作用,只是选择性地谈美国的正面积极作用,这样必然会高估美国的作用。此外,他也忽略了西欧国家的建设性角色,以德国为首的欧盟有时也会牵制美国,部分性地填补它的作用和角色。比如,现在对于世界上的科技巨兽,尚且没有人可以解除它们的垄断权力,美国对它们持一种放任的态度,甚至还在维护这种放任的原则。但是欧盟有时候却介入其中,给这些科技巨兽制定一些新的游戏规则,虽然孤掌难鸣,但是毕竟起到了一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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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