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联想学院 柳传志与“空间”走过的的40年

（原标题：柳传志的40年：相信空间，创造空间，延续空间）

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塑造出一代又一代新的人格，越是年轻的代际就能焕发出越大的自由想象力。作为上接40后、下接80后的60后，我能看到，在80、90后那里“天生如此”的条件，在40后、50后们的年轻时代，显得非常遥远和奢侈。

比如，想从机关调到企业，想辞职到另一个地方发展，想办个公司，想出一次国，甚至只是去香港和澳门看看，那时都不容易。

40后的柳传志举过这样的例子。

联想1984年创立，1986年有了第一个自主研发出的拳头产品联想汉卡，物价局认为定价过高，要罚100万元。他们认为定价就是原材料成本基础上加20%，z不考虑人的智慧因素。一个小公司怎么承受啊，拼命争取，最后罚了40万。1988年联想首次向社会招聘人才，在《中国青年报》登了个广告，杨元庆、郭为等58个高校毕业生就是那年来应聘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对柳传志说：“应该开个记者会，把的事告诉天下。”柳传志说：“听你们的话，咱们就死了。”

联想早期生产主机板。从香港元器件，用卡车拉到深圳，深圳有个生产车间，生产完主机板再运回香港，卖到欧美市场。深圳车间经常被当地海关查，没来由地。联想向海关总署认识的人反映了一下，总署到深圳调查，也没有怎么批评海关的人。但后面就很倒楣。车辆出关要排很长的队，海关进行抽查，但每次轮到联想的车，就说让你出来查一查。这合理合法，但查完要重新排队，一排一个上午就没了。实在熬不下去，车间搬到惠州的惠阳。柳传志自此明白，“绝对不能告状，告状能解决一个问题，但下一个问题接着就来。上面的领导不可能管那么多具体的事。”

任何一种自由都可以理解为空间的自由。迁徙的空间，创业的空间，定价的空间，表达的空间，法无禁令就可自由进出的空间，只要守法就不会被打扰的空间，等等。今天的年轻人“生而自由”的空间和权利，在改革开放之初，很多都不存在，或极其狭窄，要花很多精力去争取。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给人民、给企业更多发展空间的历史。

而作为一个有着巨量人口、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不断推进的市场，中国的空间又令人难以想象。

以90年代最具标志性的产品之一电脑为例，1990年中国的电脑需求只有10万台，当时联想计划销售5000台。1995年中国电脑销量110万台，联想占10万台。1997年联想卖了43万台电脑，成为中国市场第一。2012年，中国以6900万台销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个人电脑市场。

再以今天最具标志性的智能手机为例，2010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3550万台，2016年达到4.65亿台，约占全球智能机出货量的1/3。

高速增长的大市场，意味着大的商机，也是孕育大公司的土壤。当然，竞争也激烈得永无休止。

现在没有谁怀疑中国的市场能量。但从三四十年前，到仍未实现高度法治化和治理现代化的今天，始终能够透过转型转轨所必然经历的矛盾、曲折和迷雾，选择相信中国，押注中国，在中国奋斗，在中国悲欢，并不是那么容易。在指令性、管制性经济向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的过渡期，存在着很多“非市场因素”甚至“反市场因素”，它们阵发性、结构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让不少人觉得未来的前景并不确定。于是，望峰息心者有之，移民海外者有之，愤而冲撞者有之。

这就是中国——市场在那里，而且一定会绽放出来；体制机制观念等方方面面的约束也在那里，它们在演进，但不可能一马平川地顺畅。

1961年高中毕业照、1984年底在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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