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有穷人没有的优势:在前面的几十年,她有高于一般水平的医疗照顾、良好饮食、她常年练举重,身体“是不寻常的结实”。并且,就这个实验来说,她作弊了,她给自己租车,用付费;每到一个城市,她备有一千多美元的起头基金;她开了外挂,却仍然没有打赢。

我一度觉得这本《我在底层的生活---当专栏作家化身女服务员》是来黑美国的,因为美剧、好莱坞电影不曾说过,还有这么个美国存在:低薪白人劳工,三四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生活;怀孕的清洁工摔伤也不敢请假,一天没薪水,第二天就没钱买杂物;沃尔玛的员工付不起房租,住在收容所;背着十几磅重的吸尘器吸尘、跪在地上擦地,女佣们话题热点是哪个牌子的止痛药最好用;没有健康保险,因为太贵,这意味如果生病,你要比别人多花钱。
女招待考虑搬入每晚40~60美金的汽车旅馆(她每天才挣四十多美金),作家惊讶问她怎么想的,同事像看笨蛋一样看着女作家:我上哪儿弄一个月的租金跟押金去租公寓?而女作家,之所以能租到月租500的公寓,是拜她从自己的付押金及头一月租金所赐。
不断上涨的房租是穷人的噩梦,作者发紧张的穷人陷进去,微薄的积蓄被烧光,更加不可能有钱租公寓。作者发现有两个男人轮流睡一张床,一个人睡觉时另一个在车上打盹。而我忽然明白卡佛小说里的那些穷人,那些卖掉农庄,揣着全部积蓄进城找工作的一家人,在一间汽车旅馆里住下去,某一天又一声不吭地走掉——他们就是汽车旅馆鸦片的受害者,他们不是走掉,是掉入地狱的更下一层。
作者认为,穷人破产,因为薪水太低,而房租太贵。这一点中国读者想必也深有共鸣。当房租犹如奥运会田径赛道上的博尔特般一路狂奔,穷人只能不停搬家,搬入一间又一间不带家具的公寓,锅碗瓢勺家具又是一笔钱;或入住汽车旅馆胶囊公寓,只剩一张床那么大小的房间,你证悟到睡觉和死亡何其相似。而无法做饭的后果,是你要花更多钱在吃饭上。最终,她,还有我们,均不难发钱流动法则相同:钱生育钱,贫困生育贫困。
作者有强烈的政治立场,而她真实凶残的打工经历平衡了她的倾向。说到底这并不是一本坐在空调房间凭政治理念写出来的书,她一天工作九小时,住在没有纱窗空调电扇的旅馆,因为锁不,不得不合衣而睡。而她的工作,是在35度高温下打扫“有五套浴厕的房子”,撅起屁股,跪于大理石地板,用抹布擦过每一寸地面,擦干净整排玻璃门上的每一个指纹,而且遵循女仆美德,不在主人家喝水;是每周六日服侍近四十名阿兹海默症老年病人吃三餐、清理餐具、擦桌吸地,“我只能全力跟上洗碗机吐出盘子和脏盘子涌进来的速度”;午饭是高速路上停车上厕所时的五分钟;上厕所要打卡。即使这样,仍有几次,她不得不求助于慈善机构,后者提供的免费食物,对没有冰箱的穷人来说并不实用;而一个“平价”通铺床位,每晚也要19美元,慈善机构的建议她“搬进收容所”,以便存到足够的钱交第一个月的房租和押金。
她将自己奉献为小白鼠,而我们得以观察,贫穷是如何侵蚀一个人的精神。
作者自己能从时薪5.15美元的餐厅跳槽至时薪7.5,因为她有车,可四处应聘,上班范围更有弹性。她的同事若换工作,交通是大问题,甚至需更换住处。穷人比富人更保守,更不愿意改变,就像奴隶比奴隶主更保守。物质上的窘迫,使他们承受不起改变,冒不起一周没工作的风险。那意味着他们会挨饿,从现在的房子被赶出去,掉到地狱更可怕的下一层。
继续美国税改的话题。
给大家做个简单的类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杜甫的诗,大家都听说过吧,路有冻死骨,如果是因为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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