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最终裁决,加密技术并不应该仅仅是国家的秘密,同时还应该是个人隐私的一种保护工具。
就在同一年,美国政府控诉将加密技术公开放在网上的计算机工程师 Zimmermann 一案也结束了审判。经过三年的调查,Zimmermann 最终未被定罪。这段故事后来被称为加密战争“Crypto Wars”。
经过 4 年 3 次诉讼之后,美国政府放松了对加密软件出口的限制。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最终裁定软件代码作为言论,也的确受到美国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的保护。
加密技术也从这时候开始走向商用。但众多败诉的并没有让政府更加开放。
此后的几十年里,因为数据加密,政府和科技公司产生的摩擦也越来越多,科技公司受到的压力也逐渐增大。
2016 年,英国政府起草了一份《国家监视法律草案》,其中一个条款要求电信服务商在收到合法搜查令时要移除相应的电子加密措施,将数据以合法的形式上交。
根据 《金融时报》 报道,英国的各家情报机构已经开始向美国科技公司发出通知,称它们准备运用上述的法律条款要求这些公司对加密数据进行解密。
而在美国,20 年后的 2013 年,加密技术和政府的博弈因为斯诺登事件再次被激化和讨论。
2004 年,对智能手机加密技术不断升级的苹果公司和美国司法部的关系陷入僵局,在一次涉及支和的调查中,苹果被要求提供嫌疑人手里 iPhone 的短信消息,苹果说 iMessage 是加密的,因而无法合作。
2016 年,苹果发布公开信,宣布拒绝美国政府的一项要求。后者想让苹果解锁一部嫌疑人用的 iPhone 手机。
当时 FBI 的要求是,苹果制作一个特殊的操作系统,提供这两个功能:
输错 10 次密码后,系统也不删除数据;

可以连线接收密码,即不再需要手按屏幕,而是快速尝试数以千计的密码解锁。
说白了,只要有这样的系统,FBI 就不需要破解加密数据,而是可以直接攻破 iPhone 的锁屏密码,拿到所有数据。
但库克最终拒绝了美国政府的这项要求,同时,几乎所有的硅谷科技公司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对苹果这一决定的支持。
道理很简单,如果每家科技公司都要被强制加入政府指定的后门,它们怎么能为用户提供值得信任的服务呢?
用库克自己的话说,“在真实的世界里,这就相当于创造了一把,成百上万的锁将会被破解——从餐厅到银行到商店再到你家。这对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
但公然拒绝美国政府的毕竟是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的苹果,并且背后有诸多科技公司的声援。
那么对于更多其他的小公司来说,他们可以承受和美国政府打漫长而花费巨大的官司吗?
比如存有斯诺登邮件的加密邮件服务 Lavabit 就拒不向美国政府交出解密信息。这家小公司最终以关闭公司结束和政府的对抗。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手机、电脑、各种电子产品占据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信息和隐私变成了由 0 和 1 构成的数据。
没有加密技术,你去的任何地方、说的任何话、做的任何事都可以被监控。现在和 20 年前相比,政府可以了解到的你的信息比过去多了太多。
不用邀请,那个拿着百叶窗的人已经站在了窗外。
2013 年 6 月,斯诺登将几千份机密文件发送给了三位记者。这些文件披露了国家安全局(NSA)电话、监控数百万美国人和其他国家公民的邮件和上网活动,引起全球性质的争议。
之后一年内不断有证据公布出来,同时斯诺登的照片也开始被媒体报道,频频曝光的还有他电脑上显眼的 EFF 红色贴纸。在斯诺登逃亡香港期间,EFF 不断在美国呼吁对他的保护。
当时,有记者问约翰·佩里·巴洛对于棱镜计划的看法。他的回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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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台湾之日
内抓汉奸
不如把錢投到房地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