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抱怨说,面对不确定的结果时太多的犹豫不决是不利的,因为决策的本质特色会被不断的思考削弱。哈姆雷特错了,犹豫不决的人是在采取妥协方案。只要我们一采取行动,我们就丧失了等待新信息出现的机会。这样,不采取行动本身也具有价值。结果的不确定性越大,延迟行动的价值也就越大。
文艺复兴时期的赌徒卡达诺,之后的几何学家帕斯卡和费马,丹尼尔·伯努利和他的叔叔雅各布,少言寡语的高斯,幽默的冯诺依曼和沉闷的摩根斯坦,虔诚的教徒棣莫弗和不可知论者奈特,言简意赅的布莱克和喋喋不休的斯科尔斯,阿罗和马科维茨——他们帮助人们转变了对风险的理解,从损失的可能转变为盈利的机会,从命运和上天设计转变为对未来以概率为根据的预测,从无助转变为选择。如何认识风险、衡量风险以及权衡其带来的后果,让未来服务于当下。
二、希腊式逻辑难成概率思维
虽然埃及人精通天文学,能够预测尼罗河水涨落的时间,但是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要管理或影响未来。变革并不是他们思维体系的一部分,他们尊重过去,他们的思维已经被习惯、周期性的事物所统治。
在一个社会将风险概念纳入自己的文化之前,人们对于未来的态度必须发生改变。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仍然认为未来仅仅是机遇造成的,或者是随机事件的结果,他们的大部分决定全凭直觉而定。当生活状况与自然界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时,人类并没有多少控制的余地。只要生存的需要仍将人类限制于最基本的活动之中,人类就无法控制环境。当然,在这个环境中人类是有能力影响自己所决定的结果的,因为未来的不可预测性,省下来的一便士和挣来的一便士有本质上的不同。
在解释万物的起源时,希腊神话中以一个巨大的赌局来解释现在科学家们都称之为“宇宙大爆炸”的东西:三个兄弟为分配宇宙而掷骰子,主神宙斯赢得了天堂,海神波塞冬赢得了海洋,而输家冥王哈迪斯则成为地狱总管。
尽管希腊人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对将理论应用于技术,从而改变和管理未来却毫无兴趣。希腊人相信星空中的科学,因为各种星体极其有规律地在它们确定的位置出现。风暴造成的巨大破坏是引起当时人们注意风险管理的唯一原因:诗人和歌剧家们反复地歌颂人们对风的依赖。只有当人们认为自己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解放时,风险管理的观念才会出现。当人们对于未来的思索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行为和信念时,未来才似乎不再像以前那么不可预知了。
希腊精神的独特品质是他们对证明的重视。他们更关心“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他们拒绝接受没有根据的表面价值,对个例不感兴趣,他们的目标是能找到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能应用到任何地方、任何事物之中。例如,仅仅通过度量就能证实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另两边平方之和,不论大小,所有的直角三角形都遵循这个原则,无一例外。证明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学的全部。证明而不是计算会对数学理论永远起支配作用。希腊人没有发现概率法则,没有发现微积分,甚至没能发现简单的代数学,这和他们不得不依赖于以字母为基础的笨拙的希腊字母数字体系有关,基于这个数字体系是无法进行计算的。
没有数字,就不会有几率,也不会有概率。没有几率和概率,风险管理就无从谈起了。大约在公元前450年,希腊人发明了一种字母数字体系。这个体系由希腊字母表中的24个字母组成。从1~9的每个数字都有相应的字母,每个10的倍数有一个字母。但是当用这些字母进行加、减、乘、除运算时,会遇到极大的困难。计算主要通过算盘等方法进行,这些数字的替代物仅仅能作为记录计算结果的工具,同样的问题也困扰了后来的罗马人。
三、概率起源于文艺复兴的赌桌
人类总是容易沉溺于,因为我们在中直接面对命运,没有任何的障碍。亚当˙斯密把这种动机定义为“绝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能力和对自己会交好运的过分自负”。尽管斯密敏锐地意识到人类喜欢承受风险的倾向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但他仍然担心,当这种倾向失去控制时,会对社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他将人的道德情感与自由市场的益处仔细地进行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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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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