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纽曼和莫根施特恩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一书是以某个行为的关键因素为基础的,这个关键因素是:某人在效用最大化时的收益依赖于他合理行为的所得,而效用最大化指的是在博弈论的框架下,最大限度地利用可获得的交易。这里的“所得”(预期的收益)当然是假设的最小值;如果对手犯错误的话(行为不合理),他可能会得到更大的收益。
1950年代和1960年代,对于理性的深入研究又重新开展起来,特别是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尤其如此。人们对于理性的研究、对于度量的研究以及在预测中对于数学应用的研究所产生的极大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所带来的乐观主义情绪。
重归和平预示着人们有机会应用在长期萧条和战争中所总结的惨痛教训。也许人类在启蒙运动时期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梦想终会实时期那样的稳定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立可以帮助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联合国的成立可以维护国家间的和平。
在这种环境下,维多利亚时代的理性行为概念再一次普及起来。度量总是主宰着直觉:理性的人们通过信息,而不是依靠奇思妙想、情感和习惯来制定决策。一旦他们分析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后,他们会根据清晰的偏好来做出决策。他喜欢拥有更多的财富,并努力使效用达到最大化。从伯努利的观点(所增加财富的效用与其已拥有的财富数量成反比)看,他们是风险厌恶者。
既然如此,当我们投资证券时如何衡量风险?1952年6月,金融领域的主要学术期刊《金融期刊》发表了一篇14页的论文,名为《证券组合的选择》,作者是 25岁的哈里·马科维茨,是芝加哥大学一个不知名的毕业生。冰箱的内部结构这篇论文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创新,并最终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篇论文使得马科维茨获得了199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马科维茨“证券组合选择”的目标是用风险投资的概念为投资者们创建一个投资组合,投资者们想要的是预期的收益而不想要收益的方差,收益和方差间的联系是马科维茨“证券组合选择”的根基。马科维茨在描述他的投资策略时并没有提及“风险”一词。他只是简单地将收益方差视为投资者“不想要的东西”,并且投资者们会尽量使其最小化。风险和方差已经成为同一个词了。纽曼和摩根斯坦已经量化了效用,马科维茨则开始量化投资风险。
方差是一个统计学上的概念,它是衡量资产的收益偏离均值的程度。这个概念和标准差有数学上的联系;事实上二者基本上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偏离均衡的方差或是标准差越大,意味着最终结果的波动越大。高方差的情况会使你出现头在火炉中而脚在冰箱中的状态。
马科维茨反对关于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只专注于一个目标的假设,在这个过程中投资者只能将赌注押在看上去“价格最优”的投资产品上。投资者的投资是多样化的,因为投资的多样化是对付投资方差的最佳武器。马科维茨认为,“多样化是可以观察到的,也是可以感觉到的;如果一个行为规则中不提及多样化优点的话,那么这种规则一定会被理论界所抛弃。”
通过将不确定性的原始直觉转变为统计学的形式,马科维茨将选择股票的传统方法转变为对他所称的“有效”证券投资组合进行选择的过程。“有效”这个词是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从工程学中吸纳来的,它是指投入一定时使产出最大化,或是在产出一定时使投入最小化。有效的证券投资组合使“不想要”的收益方差最小化,而使 “想要”的财富最大化。
虽然马科维茨的证券投资组合选择理论受到了许多的批评,但是他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他的工作为自1952年以来的基础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促成了其在投资领域中的实际应用。事实上,多样化投资已经成为投资者信奉的真理。如果没有马科维茨革新性的贡献,那些由攻击马科维茨的人们所研究出的新理论和新应用也就不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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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
看包装是过期食品
还能一棵树上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