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者革离 陈鹏　等：中国职业教育哲学的嬗变、规律与展望基础理论 中国职(2)

直到19世纪后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哲学才迎来新的曙光。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为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促进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一批教育思想家掀起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西方科学、技术以及民主思想不断传入中国，受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实业教育得以产生。科学主义的代表人物裴斯泰洛齐强调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并认为民众苦难的根源是缺乏教育，导致他们不会安排生产，因此他通过创办儿童学校践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思想。另一位代表人物赫尔巴特认为，职业培训在国家控制的教育机构里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实施，因为国家需要有效的劳动力[4]。在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倡导下，中国各地通过创办各种新式学堂，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培养在造船、军事、矿物、冶炼、机械制造等方面的国家需要的实用型人才，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随着第一所实业学校福州船政学堂在1866年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职业学校教育的诞生。福州船政学堂“训练造船制器的工匠”，并雇佣外国工匠“教导中国工匠、匠首及艺童”[5]。随后，各类学堂在地方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不仅目标、课程设置、学制等方面差异甚大。清政府为进一步规范统一办学，分别在1902年、1904年、1912-1913年颁布了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和壬子-癸丑学制等一系列现代学制，尤其是在1904年的癸卯学制中，从初等实业学堂、中等实业学堂到高等实业学堂之完整实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奠定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雏形。

随着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开始从美国传入中国。实用主义哲学在教育领域体现为进步主义教育思潮。进步主义教育的代表人物史奈登认为，学校是社会控制的有效工具，教育是一种“药剂品”[6]，在职业教育方面他倡导真正的“职业教育”，即“一种为装备青年人走向认知职业而设计的教育模式”，并保证毕业生能够与经济活动的世界相一致[7]。这种思想很快被布鲁索发扬光大，并最终促成美国现代职业学校系统的建立。民国初年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失业率增加，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难以保障。而实业教育逐步走向高大上的发展道路，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主要目标，因此需要一种面向普通民众的新型职业教育形式。为此，黄炎培提出“实用主义教育”的口号，并在考察美国职业教育后，将蕴含有实用哲学的现代职业学校引入到中国，很快创办了中华职教社和中华职业学校。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个人谋生做准备，二是为个体服务社会做准备，三是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社会生产力做准备，并将其作为中华职教社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华职业学校则以“敬业乐群”为校训，并提出“手脑并用、双手万能”的教育原则，以实现“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教育目的。随着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职业教育替代了原来的实业教育，第一次成为中国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进而开启了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起点。而后，黄炎培又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要求职业教育与一切教育界、一切职业界和一切社会界相联系，奠定了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天然优势。随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在“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下，职业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关注国民的“生活之知识”和“生产之技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包含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在内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经济的重建成为国家政治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职业教育则成为履行这种政治任务的重要手段。在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职业教育充分彰显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哲学理念。事实上，从1921年开始，在中央苏区和敌后根据地进行的工农群众教育和干部教育可以视为在主义哲学指导下中国职业教育的雏形。在主义看来，教育的真正任务就是要揭露和消除隐藏在无产阶级头脑中掩盖事实真相的虚假意识，从而解放全人类；而且教育应新中国所需的高素质劳动者起到积极的历史作用。在职业教育的具体实践方式上，主义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认为，无产阶级社会必须建立在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础之上，这就需要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工学结合。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面对当时中国“人多、穷、生活水平低”的社会现实，刘少奇提出的“半工半读”教育模式成为职业教育新的实践形式，且符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哲学原理。然而，在1966-1976年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职业教育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产物被抛弃，新中国成立后获得一定规模发展的职业教育遭受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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