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自力国际象棋_汪自力的妻子_秀水汪自力(7)

新学期开学，有同事告诉崔万增，一次会上，校长谈到教职工从事第二职业的问题，点名批评了崔万增，说他“不务正业”。崔万增惶恐起来，不过他认为自己没影响工作，应不至于有什么后果。

次年暑假，崔万增又卖了一段时间馅饼。11月，校党委书记将他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说，干部要轮换了，五十七八岁的老党员要退居二线，你是符合条件的??崔万增当时就懵了。后来有一位年龄比崔万增大的同事上任了，由此他更认定是因自己卖馅饼之故。

退居二线后，崔万增脾气很不好，每次回家，就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自己怎么就因为卖馅饼下台了？总觉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事过十数载，崔万增对“馅饼”之事还是未能释怀。事后他才注意到，自己成为一个时代“名词”的背后，商海的浪潮席卷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1992年，张贤亮发表《文化型商人宣言》：“中国的文化人只有参与了经济生活才能干预社会生活??我们应该自信自己是强有力的，我们的手腕将会粗壮起来，我们要把中国的市场骑在胯下，在上面展开优美的'托马斯全旋'.”那段时间，一些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职工也干起了个体。

初中毕业，只有16岁的郑秀康到一家国有集体企业——温州市通用机械厂求职。17年后，已经33岁的郑秀康开始边工作边做制鞋学徒，目的只是为了改善日子，养活老婆孩子。1980年，生活依然艰辛，郑秀康终于向单位正式提出了辞职，创办红象皮鞋作坊。现在的郑秀康，已经脱离了个体户的行列，拥有了中国第一枚人头像商标——康奈，成了中国鞋业的领跑者。

秀水街知识产权之殇

对于外国人来说，对中国个体户的了解大概更多的是来自秀水街。

这里几乎是唯一外宾多过内宾的商品市场。来这条上下8层的“街”上购物的，90%是外宾。

在1982年前后，不知道谁最先在秀水街附近卖水果，紧跟着，摆摊卖衣服、卖工艺品的也来了。1985年朝阳区在秀水街上空搭了块布，上书“文明经商、保持卫生、保质保量、收费合理”，让个体户在棚户内经营，市场的合法地位以巧妙的方式得以肯定。

当时还在北京一国营工厂从事机床工作的李书兰也在那个时代赶了回时髦，1988年9月的一天，48岁的她下班回家路过秀水街，看见有人摆摊卖东西。好奇心重的她找到一个小伙子问个究竟，对方告诉她“傍晚到晚上来，没人管”。正琢磨退休后出路的她，回家后欣喜地告诉爱人想下班摆摊，爱人却坚决摇头，“都是国家正式职工，卖什么东西！”她并未放弃。一天下了早班，径直来到附近的光华路针织厂，买了几件小孩秋衣秋裤，拿到秀水街来卖，“怪不好意思的，生怕熟人认出来，刚开始不敢吆喝。”第一个主顾是个黑人朋友，要买一身小孩衣服，连点头带比划总算把第一桩买卖完成，当天她赚了一倍。

之后李书兰就常和同事换班，赶下午到秀水卖货。慢慢的她才知道不少同行是刚从“大牢”里出来的。

1988年底，在朝阳区要求下，140多名个体户每人出资3000元，建立了有防火措施的铁皮棚屋，个体户有了比较正式的经营场所。日常“练摊”，偶尔“倒外汇”，这些个体户们几乎一夜之间成为北京最早富起来的人，秀水街的税收在1990年代初已达250万元，个体户们基本上家家有车。秀水汪自力在秀水街个体户的记忆里，这段时间钱特别好赚，外商结账时，钱都论捆数，一捆十万；结完账后，就把钱随意装进空鞋盒，端到银行去存。

虽然“暴富”，但商人群体并不能“光鲜”面市，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敏感时期，个体户们只埋头干活，小心做人，不问太多“究竟”。

盛名之下，波折随之而来，缘起于知识产权。

一开始，秀水街并没有假名牌，大多数都是“出口转内销”的真名牌，由于线头拉锁等小瑕疵，以比正价低好多倍的价钱处理。当这些货品满足不了顾客需求时，仿冒就成了应付之举。秀水街市场原总经理汪自力说，按照规定秀水市场明令禁止假名牌，但仍有外国朋友点名要买，大量需求之下，个别商家私底下仍在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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