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自力国际象棋_汪自力的妻子_秀水汪自力(5)

这封给国务院领导的信第一段是一连串共8个问句，“个体户有没有前途？目前对个体户的税收政策是否合理？是扶持个体户，还是限制……”他在信中说，“这是一条新的路子，探索者的使命是令人神往，而又使人畏惧的，我愿意做一个探索者，利用给予广东经济特权这个优势，利用广东与港澳交接，交通方便的特定地理条件，学会做生意，做活生意。”高德良在信中还说，“我们的归无产阶级，在国家对生产资料占绝对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允许一些照目前的理论解释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存在。将来，革命实践和由此而产生的理论对这些经济形式的解释如何，待将来去论断。”“在目前的历史时期，只要这些'资本主义'经济不以非法的手段去破坏经济和触犯国家的法律，我们国家就要有法律保障这类实践活动的人员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所有，这是我们进行经济改革和探索新路的决定因素。”因担心自己的钢笔字写得不好，高德良请姐夫把信重抄了一遍后，12月26日，他用挂号信寄往北京。当时，中国还没有走出“左”的阴影，很多看过信的亲朋好友都为高德良捏了一把汗。

高德良没有想到，信寄出去不到一周，就派人下来调查。1981年5月9日，《羊城晚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发报道《国务院领导过问太爷鸡》，顿时，羊城个体户奔走相告。

在向有关部门陈述意见时，高德良直言不讳地说，国家对新办的国家企业可以免税一段时间，但作为新办的“私人企业”，却没有喘息期。国家或集体开办一间企业要资金，个体户办企业同样要资金，一开始在税收上就“以严处理”是吃不消的。作为“私人企业”，全部商品是经济商品，在议价商品的营业额上征收3%的工商税，还有所得税，是否重？起码一点，价格高，竞争力必然减弱。

随后，广东媒体开始连续报道高德良上书国务院求解“太爷鸡”一事，高德良由此名声远扬。1982年，他被选为广州优秀青年，受到时任省委书记任仲夷接见。1985年，他和的名字一起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风云人物”，理由是“中国改革的典型人物”。

在上书保护非公有制经济时，高德良重点提到私营企业贷款难问题。此事后来受到领导的关注。1983年，国家实施允许个体经营者贷款的政策，广州便是其中的一个试点，而高德良成为广州私企信贷的首批受惠客户。6月，他第一次获得4000元贷款，太爷鸡的经营得以扩大。让高德良吃惊的是，第一次获贷不用担保，而且利息低于其他工业用贷款。

高德良设想，要扩大周生记这样的个体户，需要有一些特许权。秀水汪自力高德良在那封上书国务院的信中说，目前（我）是个体户，只能容纳家庭成员，“如要扩大必须增加人手，但一旦增加人手，就是'雇工'.个体工商业者的地位也发生质的变化。算不算'资本家'？是'红色'还是'灰色'？法律上能不能保证'他'的地位？”类似的意见，高德良在给国务院的信中梳理了8条，尤其是建议要有法律去保障个体劳动者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所有。

24年后，高德良夙愿得偿，在2004年过后，“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被写入《宪法》。

八大王事件个体户险境求生

并不是所有个体户都能如高德良这样幸运。

1982年初，下发打击经济领域活动的紧急通知，国家七部委进驻温州柳市镇，以“投机倒把罪”了一批走在市场经济“风头浪尖”上的个体业主。被称为柳市八大王的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忠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

“1982年6月17日凌晨正在熟睡时，柳市派出所、工商局30带着、冲进我家，把我从床上拉下来带走，然后在柳市镇工商所对我进行审查。我拒不承认'投机倒把'罪行，也不愿意写检讨材料。争执中，我把墨水瓶摔到墙上，对方气呼呼地走了。我就趁机溜回家，拿了七八千元，从水路逃出了柳市。”郑元忠回忆。1983年10月20日晚，郑元忠潜回家中的第5日，被破门而入的警察。第二天，他被反铐双手，身上还绑着麻绳，游街般从柳市派出所押到汽车站，再投入乐清县看守所，和一批重刑嫌疑犯关押在一起。“当时，一股凉气从我心里冒出，这条命算是完了！”“八大王事件”仅仅是1982年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到1982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16.4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在“八大王事件”发生后的2年多时间里，温州和浙江的脚步缓慢了许多。经济整肃让私营经济遭遇第一次寒流，大大延缓了它的成长势头，特别是先发展的浙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承受的冲击和压力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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