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自力国际象棋_汪自力的妻子_秀水汪自力(6)

1984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他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被捕的几个人才被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而后恢复名誉，归还已经被没收的财产。

从1982年“八大王”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到1985年“温州模式”被正式提出，再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温州被称为“奇迹”。在这个中国私营企业最早萌芽的地方，争议与喧嚣长期存在。在一些人眼中，它是资本主义的温床，而在另一些人的心目中，它是市场经济的“麦加”。每一次的观念交锋，温州总是首当其冲，对这座城市的评价，成为了改革立场的“温度表”。

但无论外界如何喧嚣，温州的个体户依然在默默地成长。1983年前后，温州的个体户已占全国总数的1/10.“一双手”、“两条腿”、“三分邮票”、“四小产品”的家庭作坊式生产，使温州人在不声不响中完成了资本积累。

以小商品、大市场的经营方式打开局面，这个浙南小城，生产了全国10%的服装、20%的鞋、60%的剃须刀、65%的锁具、80%的眼镜、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和90%的水彩笔，温州的低压电器、五金制品、汽车配件、陶瓷制品在国内也都占有重要地位。此外，神奇的温州人还把经商的大潮涌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把温州经济与全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联系在一体，成为个体经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题图为上世纪80年代的温州柳市街景）

崔万增下海潮打湿象牙塔

1992年，北京开始流行一个口号：“要想富，上马路。”各种跳蚤市场一夜间遍布大街小巷。而“个体户”早已成为时髦词汇，“上马路”的不再只是那些“失业青年”和“失足青年”，在“做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刺激下，一些端坐在象牙塔的文化人和曾被人羡慕的捧着“铁饭碗”的人也迸发出了空前的经商热情，纷纷加入个体户大军。“馅饼教授”就是当时最具符号意义的名词。

崔万增是故事的主角。

1992年，《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报道称，“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是当时青年人“最迫切的需要”，许打出“第一职业求稳定，第二职业求发财”的口号。

这时的崔万增是北京林业大学外语系党总支书记，56元的月工资拿了20多年，刚刚涨到300多元，供养4个孩子，生活十分清苦。

当时社会认为教师的工资普遍偏低，好多老师们都在课外偷偷做，给别人带课“赚点外快”。崔万增也动了心思。

暑假要到了，学校组织教职工去度假。崔万增很犯愁：家里没有闲钱去旅游。他转念一想，不如不去了，摆个小摊赚点小钱补贴家用。

老两口商量，可以摆个馅饼摊，工具家里大多都有，且操作简便。他哪里知道，这个馅饼摊后来竟惹出了那样大的风波。

卖馅饼前，崔万增跑去工商局咨询，得到的意见是：如果只是暑假在学校摆摊的话，可以试卖一个月，不需要。7月底，北京林业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张《试卖馅饼启事》。上面写道，为“熟悉社会，了解市场经济”而试卖馅饼，落款“崔万增”。那张启事让崔万增挣扎了很久，“我好歹是个党总支书记，正处级干部，在学校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还是拉不下脸面来。”那张启事是他在夜里11点左右，趁校园里夜黑人静，蹬着三轮车悄悄贴出来的。

1992年8月1日，崔万增的馅饼摊开张了。

早晨，崔万增夫妇4点钟起床，天色蒙蒙亮，蹬了一小时三轮车到大钟寺菜市场买了洋白菜、大葱和猪肉。回家后，老伴“主厨”，崔万增打下手，忙得团团转。

上午11点，崔万增身着白色衣帽，出现在学校教工食堂门口，馅饼摊正式开张。馅饼3毛钱一个，一小时后销售一空。

一星期后，北京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则消息：《教授卖馅饼》。随后各大媒体蜂拥而至，甚至加拿大的媒体也“慕名而来”。

很快，教授该不该卖馅饼引发了全国大讨论。反对者认为“不务正业”、“有辱斯文”，也有人由此抨击教育体制，认为脑体倒挂，教师收入太低。当时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全国人大代表陈国达等也纷纷站出来表示不赞成教授卖馅饼。商海冲击下象牙塔的晃动，让人们惶恐不安。崔万增也因“馅饼”而被动卷入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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