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自力国际象棋_汪自力的妻子_秀水汪自力(2)

店虽然开起来了，但在一切凭本购货的票证年代，个体经营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挑战。

为解决城里的配给供应难题，刘桂仙每天一早带着两个大口袋，坐火车去保定和高碑店集市，用买回来的各种原料做出国营饭店都没有的菜肴。一次，一个记者冒充炊事员找到郭培基套近乎，郭培基以为是同行也就没了顾虑，说出“开店碰到没粮没油没政策”的苦衷。记者写的新闻被广播出来，以为会受到批评的刘桂仙竟然收到有人特意送来的粮本。原来，工商局的干部说服了东城区粮食局，给刘桂仙拿到了批条，又为刘桂仙办下执照，还端着盆帮他们找豆腐。

当时饭店的食客有三类人：人员、住在华侨大厦的客人以及周边机关，如文化部、、人民教育出版社、妇产医院的公职人员。周边住户基本无人光顾，对于月收入三四十元的工薪阶层来说，下馆子无疑为败家之举。

也许与美国记者的报道有关，一个月后，美国突然提出按每个人10块钱的标准包桌。那时候一个炒豆腐1毛2，1块钱能吃得很好，10块钱一个人的标准已经很高。在美国的包桌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山珍海味应有尽有”。一桌十五六人的包席，刘桂仙能挣一半，很快就成了万元户。而饭店包桌的预定居然已经排到68天之后。美国合众社记者写道，“在中国，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成了万元户的刘桂仙谨小慎微，怕被说成资本主义，不敢雇工。但“个体第一家”还是引来了风言风语。因为还没批照就让刘桂仙开业，靳云平曾遭到一位上级的批评，甚至连局也私下调查过夫妇俩。在种种压力下，经营了不长时间，刘桂仙把店关掉了。

过了几天，快到春节了，市领导拨开围在门口的记者进到刘桂仙家，劝说她重新开业，说过年时，国家要来看望这个第一家个体饭店。

1981年春节，国家姚依林、陈慕华来到刘桂仙家拜年。在这种特殊支持下，重新开业后，风言风语没有了，刘桂仙和郭培基的心里踏实了。“大人物的肯定”让吃了定心丸的刘桂仙在崇文门三角地雇了一个人。“心里揣着兔子”般地过了几天，见没动静，她又雇起了第二个、第三个??回想当年，刘桂仙的创业足迹无处不显现着乍暖还寒的时代温度。此后，悦宾饭店屹立多年不倒，除了受惠于“中国餐饮个体第一家”的招牌，更重要的是食品质量。真材实料的关键在采买，这一环节，刘桂仙从不假手外人。她掌勺时自己采买，后移交家人。身体好的时候，刘桂仙每天都要去店里，督促卫生，尝尝菜的味道有没有变。刘桂仙经常说的是：这个中国的“第一家”不能倒。

容志仁第一代万元户

1979年3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4个月，在广东阳江下乡的容志仁户口回到了广州。那时的广州百废待兴，几十万下乡知青由四面八方涌回广州城，没有足够的资源来解决这批知青的就业问题。容志仁从报纸上看到党和提倡发展个体经济，允许个人从事个体劳动，可以开设个体或集体小食店、饭店和杂货店。他想，既然没有工作，倒不如从事个体劳动，至少可以解决生活问题。

1979年3月底，容志仁在越秀区东风街街道办事处申请了个体执照，填的是工艺美术。但容志仁家所在的西华路既不是商业区，也不是文化区，做工艺美术没生意，在邻居的建议下，容志仁决定做早餐生意，解决工人、学生吃早餐难的问题。

早餐店起家时只有容志仁和太太的100元积蓄，用这些钱买碗、买碟，买酱料、粉、花生、猪骨等原料之后连锅都买不起，只好跟街道文化站借了一口锅用来煮粥。当时的个体户不用有铺面，放在哪里都可以。容志仁在西华路司马坊街口搭了个简陋的棚子，卖粉和粥，腩汁粉一毛钱一碟，牛腩粉两毛五一碟，花生猪骨粥一毛钱一碗。开张第一天就赚了3块7角钱。

辛苦是不言而喻的，早上5点钟起床，6点钟出摊，10点钟收摊。下午要准备原料，从粉厂买粉，晚上把牛腩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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