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还是去卖千元定制机比较靠谱。次年,联想A60上市,这是一款双卡双待手机,在半年时间出货220万台,联想终于找到了智能机市场的存在感,也再也没能摆脱运营商的“魔咒”。
联想何曾不想追随”极致的产品和用户体验",但都没有贯彻到底。习惯了依赖运营商的联想在高端手机市场打一换一个地方,刚走几步新路子,又缩了回去。联想甚至还陪着PC时代的盟友英特尔,造起了英特尔芯的手机。
2011年,柳传志再次将帅印交到杨元庆的手上,彼时联想形势一片大好,PC出货量位居世界第二,超过惠普指日可待。
当时杨元庆跑去美国开誓师大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好评。来自美国的评价更加难能可贵。要知道两年前,阿梅里奥这个外国职业经理人掌权时,联想董事会力主把杨元庆换掉,还是柳传志力保,“一定要有杨元庆这样的人。”
帅位牢固的杨元庆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鼓舞。联想手机的口号也喊得格外带劲,大有三年超英五年赶美的架势,目标也定得激进:2011年做到200万台,2012年一跃要上1500万台,2013年要暴涨到4000万台,2014年打滚进6000万台。

庞大的市场需求掩盖了产品的瑕疵。联想疯狂往下压货,手机没有到消费者手里,全在渠道商的仓库里堆着。底下人只好给渠道商开出各种空头支票,给联想挖了很多坑。这些坑直到现在才算慢慢填平。
同样是爬珠峰,爬陡峭北坡的华为和绕行南坡的联想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思路和基因。联想高层在一段时间经常讨论,“谁最有可能成为将来威胁最大的潜在对手?”像个焦虑的中年危机男。后来发现,最大的对手既不是苹果,也不是IBM,而是行动迟缓的自己。
每年,杨元庆都会在乌镇与雷军、余承东把酒言欢。2016年,杨元庆吃着丁磊的猪肉,信心满满地说,未来的国产手机品牌前三将是联想、小米和华为。而一年后,余承东和雷军愉快地举杯合影,杨元庆只好在远远地望着。
中国人不喜欢变,春秋战国在后世被称为是“礼崩乐坏”,其实回头来看,什么都没有崩坏,只是传统的利益渠道变了,那些来不及改变的人,于是只能感叹“时代崩坏”。说到底,还是缺乏变法的勇气。
2011年是个微妙的年份。从表面上看,是智能机彻底击败了功能机,但从市场环境看,手机市场的销售模式和渠道,也到了翻天覆地的时候了。只不过,这一切的变化,在当时都悄无声息,只有过后再看,才能发觉原来那是惊天霹雳。

那一年,三大运营商中,联通和电信加起来还没有移动的体量大。3G到来时,电信和联通看到了缩小与移动差距的机会,在合约机上格外舍得投入,恨不得把移动干翻在地。联通还推出了3G造星计划,喊的口号是打造百万智能终端。
移动那些年要推动TD国家标准,那条路坑坑洼洼还走不快,给联通捡了个漏。iPhone入华时,选择与联通合作。
在中华酷联阵营,酷派搞机的历史最长。郭德英从深圳大学弃教从商时,马化腾才刚刚从深圳大学毕业。酷派当时还叫宇龙,搭上了运营商的快车之后,一年的销售额也有四五十亿,虽比不了联想华为家大业大,但比起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山寨手机厂商强了不少。
酷派真正起来是在2012年,没赶上第一波千元智能机热潮的酷派总算搭上了第二趟车,在中国市场份额做到第4名,没有人再说中华酷联名不副实了。
酷派的好日子没过几年,国资委发现三大运营商一个比一个败家,便发文要求减少20%的营销费用,而庞大的终端补贴首当其冲。当年初,郭德英还定了个一年出30款定制机的计划,这些机型最低卖到了299。
运营商补贴下降,留给郭德英的路变得很窄。郭德英不得不开始调整,出了三个品牌:ivvi做公开市场,酷派做运营商,奇酷做互联网品牌。最终,三驾马车都开进了死胡同里。
除了过度依赖运营商这棵大树,拒绝马云或许是郭德英犯得另一个错误。马云在投资魅族前,找过郭德英,想把酷派收了。郭动了心,但临门一脚前又反悔了。酷派提倡加班文化,信奉天道酬勤,加班直接和绩效考核挂钩。郭德英心里苦,劳碌一生,好不容易把酷派拉扯大,却要拱手让人。创始人情结最终打消了他的出售念头,却没有挡住形势的陡转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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