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及作品 [转载]一篇指导诗歌创作方向的好文章

转载按：本文作者陈培浩，一位广东80后文学博士（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文中强调文学作品三个层面的功能----见证、立象、立心，对文学创作有重要意义。本文虽然以小说为例，但作为文学家族中的诗歌写作，“见证、立象、立心”同样有着指导意义。

在我们诗歌界，诗写现实比小说界更为突出。作为“见证”，诗歌当然要写现实。可是，诗歌如果为写现实而写现实，而且起于现实，止于现实；甚至把现实的含义仅指苦难、黑暗，比如云南“三黑”诗人（雷平阳、刘年、王单单），一边吃香的喝辣的，一边把生命写成“苍凉如水”，黑暗无边，我们的诗歌就偏离了文学的方向。

诗人请记住：“文学在某些方面真实地表达生活之外，是否也需要用理想和想象的方式为读者建构另外一种希望和值得过的生活呢？”

（ 郑正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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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义呼唤与当代文学的意义焦虑

陈培浩

事实上，如果我们将情义呼唤置于当代文学的意义焦虑中，情义呼唤的背后其实是意义的呼救，是当代文学重构和确认思想资源的内在努力。

上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作家都有着良好的现代主义素养，他们对当代中国的感受、体验、构型和书写都有现代主义话语内在的优势和局限。他们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普遍精神焦虑，源于他们的敏感、真诚、才思和现代主义文学抱负，却也蕴含着在摇摇晃晃的世界上重构精神光源的契机。

在《短篇小说的“情义”危机》（《文艺争鸣》2016年第1期）一文中，孟繁华阐述了“当代文学必须在无情无义的世界上写出文学的情义”这一判断，通过对刘庆邦、黄咏梅、张楚、弋舟、邓一光等作家作品中表现出的“情义危机”症候的分析，指出“上述小说加剧了我们对今天情感生活的紧张感和不安全感”，作者犹疑：“小说中表达的无处不在的‘情义危机’，是否在我们的叙事中被强化或夸大了？”“文学在某些方面真实地表达生活之外，是否也需要用理想和想象的方式为读者建构另外一种希望和值得过的生活呢？”文学如何重构情义？在最近一次关于《三国演义》的讲座中他说，当代很多小说“每个作品单看都是好作品，放到一起，就会发现小说是无情无义的。这时候我们读三国，重新看关二爷才知道，有情有义对文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孟繁华对当代文学的诊断和处方包含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向传统精神资源呼救的立论取向，发人深思。不过，当代文学的情义危机并不可能在古典文学中求索到现成的“情义”。换言之，“三国”乃至整个古典文学中的“情义”不可能直接迁移到当代文学中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当代文学的情义呼唤是不必要的。它只是意味着，这里的情义不能狭义地理解。事实上，如果我们将情义呼唤置于当代文学的意义焦虑中，情义呼唤的背后其实是意义的呼救，是当代文学重构和确认思想资源的内在努力。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

当代文学的意义焦虑事实上内在于现代性危机之中。毋庸置疑，纯文学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经历了程度甚深的现代主义洗礼，既内化了现代主义普遍的精神危机，也将当代的、当下的精神问题文学化，并触摸到了触目惊心的意义饥渴症。

王富仁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中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概念进行了简洁准确的辨析。在他看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一种内/外之别，前者内向求索而呈现主观的情热，后者则向外拓展而信任客观的描摹、刻写和反映。不过，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事实上共享着一种对世界的确定意义感。这正是浪漫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区别于现代主义者之处，因为在现代主义者那里，世界并不提供一种确凿可辨的意义模式，世界的内在真相是模糊甚至坍塌的。不过，王富仁思想中的现代主义者，是一群站在失去意义的世界上追寻意义的人。这区别于后现代主义者，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已经不再关心意义了，他们的文化姿态是在失去中心的世界上嬉戏着存在。这里相当简洁地道出了现代主义文学世界的意义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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