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营商无法理解华为手机转型的动机,当时华为手机尚没有公开销售渠道,取消定制机或许就会丢失运营商这个销售渠道,不仅如此,手机定位中高端同样让一些骨干无法理解,这些压力最后都落到了余承东头上。
海外面对同样的难题。运营商最先布局,之后手机业务跟上,海外手机也是以运营商定制为主,在总部决定将这部分业务切掉之后,之前的运营商服务也受到影响。
余承东没有否认这种压力,“跟它们(欧洲运营商)说了是战略调整,但没有用,不配合(做运营商定制机)就要把华为手机撵出来”,最终的结果是,沃达丰、法国电信等运营商还是中止了与华为手机的合作。
不仅运营商向手机施压,华为海外的管理者也不理解终端决定,“当时不少海外员工向国内反映,其中一部分就是表达对余承东的不满。”一位离职华为两年的员工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
余承东没有办法,只能死扛,有任何与高层沟通的机会,他都会一遍遍讲手机战略,“除非是把我撤掉了,不然我就一定会坚持下去,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这种日子并不好过。没有特别好成绩,余承东所在的终端经常受到质疑。“那两年太糟糕了,手机利润率还不如银行贷款利率,把这些钱存到银行里,利息都会比手机盈利要高。”余承东回忆。
老余坚称任正非等高层给了自己很多支持,这些支持可以一定程度上为手机争取发展的空间和时间,余承东虽然“大嘴”,但他显然不愿意细讲内部是如何斡旋。
任正非一直器重余承东,但不意味着留给他比别人更多的试错空间,过去四年,老余每年都要完成任务,完不成的后果就是“下课”,这就像是一辆保持高速行驶的汽车,期间还要想着打方向盘,甚至是换轮胎。
余承东很强势,他也必须要强势。从成为华为消费者业务CEO那天起,他就明白最有力的支撑就是结果,他只能逼迫自己一个不差地完成所有目标。
从这几年的销售数据也可以看出终端的紧迫感。从2012年到2014年,华为手机的销售收入分别是75亿、93亿和121亿(单位:美元),今年上半年华为手机销售达到90.9亿,余承东随之将全年销售目标从160亿提至200亿,在他看来,这些数字增长的背后是自己话语权的增强,他要推动华为手机超越三星和苹果。

2012年年底,任正非给余承东一个“从零起飞”奖,还有一架起飞的飞机模型,鞭策他继续努力。
高速成长背后,危机感始终存在,相继推出Mate7、P8等产品之后,他警戒内部“华为还没有完全走出风险期”。他几乎把每一年都视为华为手机最危险的一年,经常说一句话“如果今年不死掉,华为手机就会走向崛起”。
互联网思维给华为手机带来了冲击,也成就了它的互联网转型。
华为向互联网转型依然是一个在争执中妥协前进的故事,冲突集中爆发是在2013年前后。对于华为这样一个2B基因很重的公司,很多高层还没来得及看明白小米的模式,后者就以挑衅者的身份猛然出现在面前,且势头迅猛。
2013年,小米成立仅三年,在2011年8月推出首款产品之后,当年的出货量就达到30万,随后几年分别达到了719万、1870万、6112万和今年近1亿左右的目标。不仅仅是数字,由小米引爆的互联网思维、极致的用户体验、雷军7字诀这些概念都被视为转型独木桥,一时间,不学习小米,仿佛成了不入流的标志。
华为如何能快速切入并成为规则制定者?谁都没想明白。互联网品牌要做,那华为怎么办?是不是可以只做荣耀不做华为?或者,两个品牌都做,但是线下渠道一刀砍,全部转到线上?
小米掀起来的互联网风把华为等很多传统公司都吹得眩晕,一部分领导提议不再做华为品牌,只做互联网品牌荣耀,要和小米正面抗争,共同切分互联网手机红利;另外一个观点是全部线上销售,线下效果差又繁重,不如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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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你10万存银行一年就是购买力变成99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