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业务版图 中国在企业级信息化领域面临市场失灵威胁 企业级互联网严重落后(4)

同样的市场失效也可能会在应用性技术和底层信息技术之间发生。

信息科技的底层技术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已经由美国军方以及军方资助的研究项目发展成形。虽然ICANN逐渐向国际利益体开放，但是互联网核心技术与管理权一直在美国的控制中。同时，甲骨文、SAP、EMC等公司在底层和数据存储领域相比于中国企业也仍然优势巨大。

汽车和家居等物联网平台以及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等新兴交互平台，本是互联网企业开发新一代操作系统的潜在契机与切入口，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中国企业至今均没有能力开发出适用于这些领域的底层操作系统，阿里的YunOS和小米的MIUI都是基于Android的定制系统，技术含量与意义非常有限，而腾讯和百度甚至没推出成形的独立系统。

当腾讯、阿里、百度利用资本市场对其的高估值和高信心继续在消费级互联网领域拓展业务版图时，基础的商业逻辑事实上在自然地引导着这些巨头刻意避开底层技术。这个逻辑很简单：信息科技的底层技术，无论是网络传输协议还是操作系统，都有强烈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和Facebook一样，越多的人加入其中，对已经加入其中的人的益处都越大。因此，即使互联网企业花费百亿甚至千亿级别的资金与大量的时间和人才掌握了底层技术，也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轻易利用这套技术创造出真正的商业价值。微软的Windows Phone系统就是一个例子：它在iOS和Android的夹击下最后被黯然放弃，因此对微软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如果说20世纪末人们对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的担心可被认为是杞人忧天（因为美国、西欧、日本仍掌握着绝大多数工业领域的尖端技术，并通过长期的工程经验积累维持了其对大部分新兴国家在制造业上的优势），那么中国的互联网和信息科技产业可能经历的另一种“空心化”（即过于偏向消费级互联网或应用性技术，而在企业和工业互联网和底层技术领域空心化）则可能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危险。

公共部门对信息科技产业的适当介入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于2015年提出将“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如果得到恰当的引导，这项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扭转中国信息产业在底层技术上的存量性短板与方向性危机。正如之前所述，美国的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科技在早期也是从军用技术演变而来，而它们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民用化也离不开军方与政府资金的推动，这正为今天的中国树立了一个可借鉴的榜样。

虽然在超级计算机和量子通信等尖端信息科技领域，中国政府和中央研究机构提供了大量资源并造就了中国今日的国际领先地位，但是如果论及中国的信息科技与互联网行业的主流发展路径，成功的企业仍大多遵循 “民营企业家创业、美元基金投资、最终海外上市” 的模式，除了一些税收减免和政府补贴以外，互联网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基本没有得到来自体制内部的强力资源与技术扶持。

当然，必须承认，正是这种由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让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得以具有今天国际领先的产品、技术和运营能力；但是，正如之前所分析的，也正是这样的市场机制在潜移默化中引导着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避开了没有中短期经济价值的底层技术和企业级和工业级技术领域。而军民融合战略的目的则正是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与民用科技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而如果这个过程能够被正确引导，就不仅可以为军用领域的技术发展提供市场化机制的刺激与社会力量和资源的支持，而更可以为民用产业中的科技领域（尤其是存在方向性危机的信息和网络科技）提供军用技术的补充与支持。

军民融合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北斗卫星导航技术的民用化。虽然北斗系统相比于美国的GPS在技术上仍处于绝对劣势，而且在中短期的未来中仍将处于劣势，但军方和政府主导的技术研发及持续提供的资金与资源支持保证了中国在这个具有极高门槛且私营企业完全无力进入的关键领域得以逐步积累技术，甚至形成本土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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