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制定过程 郭松民：乡村振兴战略，要靠“老支书”不能靠“乡贤”(2)

一是“能人（富人）治村”，即鼓励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回乡担任村支书或村主任；

二是“海选”村民委员会主任。

这两种做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都暴露出了不小的问题。

不客气的说，这两种做法都带有甩包袱的性质，都削弱甚至放弃了党对农村基层的领导。而农村基层的黑恶势力，正是在这种削弱与放弃留下的真空中，如恶性肿瘤一般野蛮生长起来的。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在一定意义上说，“能人（富人）治村”是乡绅自治的一种回归。从善良的角度来看，“能人(富人)治村”的出发点是希望“能人(富人)”能够利用自己的财富、能力、社会关系等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

但这一设想的盲区在于，“能人(富人)”也会利用自己掌握的管理权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在实践中，“能人(富人)”回到村里后，并不带领大家一起致富，而是利用村支书、村主任的位置获取更多的资源为自己的企业谋利益，只“带富”了本家族或者与自己企业有利益关系的一些村民，大部分普通村民的利益反而受到了损害，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状态。

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由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形同虚设，“能人(富人)”由于既无传统做依托，又无宗法制度的支持与制约，并且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富起来”的人多是社会人群，所以他们很容易利用黑恶势力来做自己的，甚至自己蜕变为黑恶势力，变成新一代的土豪劣绅。

能人（富人）治村的一个理论和逻辑悖论是：先富起来的人是着重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先私后公，而“村官”的要求首先却是要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先公后私。这其中的矛盾如何协调？交叉点在哪里？所有关于能人（富人）治村的叙述都不能完美的回答这个问题。

“海选”村民委员会主任是农村治理的一大突破，激发了农民的民主意识，其积极意义不容低估。

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金钱、宗族两大因素的介入，许多地方的海选没有被纳入民主化、法制化的轨道，所谓的民主选举几乎成了贿选政治、宗族政治、黑社会政治的代名词。

在一些富裕的地区，由于巨大利益的存在，村主任的职位炙手可热，选举简直成了群雄逐鹿的战场。为了拉选票而请村民吃饭、给村民钱、给村民礼物，甚至动用黑社会武力威胁，成了一般惯用的手法，有的候选人在选举中落败后，在村子里人身安全都不能得到保障，不得不远走他乡去打工。

扫黑除恶之后，如何避免农村再次出现权力真空，为黑恶势力的卷土重来预留空间，使振兴乡村战略无法落实，值得认真思考。

笔者认为，除了加强党对基层农村的领导，别无他途。

在目前农村基层的党组织已经瓦解或基本瓦解的背景下，可以考虑选派优秀的机关干部，经过培训后，到村担任第一书记，作为一个过渡性的解决办法。

事实上，选派优秀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这些年已经在做了，但着眼点更多是放在带领农民致富上，而没有从重建党对基层农村领导的战略高度认识这个问题。

第一书记到村之后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任期结束后将权力移交给谁?都没有得到认真思考与讨论。

在笔者看来，选派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实际上也是向党的优良传统回归。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向情况复杂、各项工作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派驻工作队，是党的农村工作的成功经验。

工作队到了农村之后，依靠广大贫苦农民和靠拢党的积极分子，组织民兵、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很快就使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当时的一些文艺作品如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都生动真实的反映了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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