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制定过程 郭松民：乡村振兴战略，要靠“老支书”不能靠“乡贤”

2018年新年刚过，中央就连续做出了两个重要决策。

一是，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黑除恶斗争，迅即在全国展开。

二是，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题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

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文件，其实是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的，这体现了中央决策的系统性。

扫黑除恶，农村无疑是重中之重。为什么呢?这是由于最近三十年来，党的领导逐渐退出农村基层，以至于形成了权力真空造成的。

农村扫黑除恶，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非扫黑除恶无以振兴乡村，不振兴乡村则扫黑除恶必然落空。

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十九大通过的新党章重新写入了毛主席的教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原则必须在扫黑除恶和振兴乡村的工作得到全面落实。战略制定过程

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近代以来，农村基层权力结构的演变过程。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风云激荡的百年史，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农村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朝廷委派的官员只到县一级，县以下主要是乡绅自治，也就是由告老还乡的官员、考上秀才或举人的读书人等依托宗法制度进行乡村治理。

乡绅自治应该说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也绝不像目前一些新右派知识分子所描绘的那样温情脉脉，如田园牧歌一般美好。

许多乡绅同时也是大地主，动辄田连阡陌，他们在农村是压迫性、剥削性的力量，到了近代，乡绅更蜕变成欺压农民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

正如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所总结的那样，土豪劣绅在农村通过神权、政权、族权、夫权等四大权力，残酷压榨剥削农民，是农村凋敝和农民苦难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迟迟无法启动的主要障碍。

中国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推翻的三座大山之一的封建主义，主要就是指向这个阶层。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土地改革的完成，原有的乡绅/地主阶层被彻底粉碎了，治理农村的权力转移到了农村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手里。

这些人大多是翻身农民，在抗日战争时许都有当游击队员或民兵的经历，跟着出生入死，解放战争时他们积极参与土改、组织支前，推着小车、抬着担架跟随大军南下。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自然而然的成了党在农村的主要依靠对象，我们可以形象的把他们称为“老支书一代”。

“老支书一代”的特点是政治觉悟高，跟党一条心，经验丰富，执行力强，在农民当中享有崇高威望。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主要通过他们实施。

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承担了国家工业化的大部分成本，当时的一化三改造、统购统销、合作化运动等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战略制定过程农民为把新中国建设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

所有这一切，没有老支书们在基层农村发挥组织领导作用，没有他们带领农民为改变农村面貌战天斗地，是不可想象的。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组织结构再次发生了巨大变化，老支书一代由于政治和年龄的原因，也逐渐凋零，但硕果仅存的一些老支书，和一些继承了老支书光荣传统的新支书，仍然在新的形势下带出了全国瞩目的明星村。

如吴仁宝之于华西村、王宏斌之于南街村、老坚决霍金河之于周家庄村等等，他们的成功经验为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拓展了思路，保留了希望。

八十年代以来，为了应对农村人民公社被取消以后，农村再次小农化、碎片化的新形势，在农村领导机制方面主要进行了两种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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