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论文需要审稿费吗 博士毕业时，我大哭一场，写下了这篇文章...(18)

做实验要高度专心。

我导师规定手机不得带入实验室，一开始我觉得过分，后来自己吃了苦头，已经自觉养成习惯了。生物学实验是细致到家的手艺活，一个半秒钟的疏忽就可能让几十甚至上百小时的劳动成果完全报废。不像编程，打错了字改正一下就行，哪怕全部写完了再debug也能挽救。

而有些生物学实验会仅仅因为一次走神就做砸了，必须重新来过，如果浪费了实验动物，可能还要等很久才能订得到下一批，代价会非常惨重。比如给一排ep管加试剂，标准做法是加完一管就把管子往上移一格，以防一走神忘记自己加到哪一管了。尤其往大体积比如一两百微升的溶液里加一微升的酶，全都是无色透明溶液，根本无从确认有没有加过酶。加两倍的酶可能就会影响实验结果了，漏加当然不用说了。（忍不住吐槽劳动密集型实验，这种机械的事情，不识字的农妇都做得来。完全可以实现自动化，可是博士生比机器便宜得多啊）

如果一边做实验一边听音乐，像我这种只要喜欢的音乐一响起来，可能连别人跟我说话都直接从同一个耳朵出去的人，那完了。心里发一声感叹“真好听啊”，加完一排样品，才意识到忘记把加完了的管子往上移一格，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漏加或重复加。

继续做下去吧，要冒几天之后结果出来才知道加错了的风险。从这个步骤开始推倒重来吧，不甘心。最后基本上还是乖乖取出冻存的备份样品（什么东西都要留备份，留后路，非常重要！），把耳机放回办公桌，重新加样。所以从几年前开始，我就习惯了进实验室不带任何会导致自己分心的东西。可是脑袋里储存的音乐删不掉，有时候几个小时坐下来受不了了，脑袋里突然蹦出一句什么旋律，完了……

文科做研究当然也需要专注。

而且是必需要当牺牲品的，因为，一旦有事，执政集团必需得有人要有所承担，有所牺牲，这是大师都心照不宣的。

这件事用逻辑来思考就可以想通了：孩子尽管是你生的，但他还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一定会有自己的想法，假如他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当然希望他说出来，否则，孩子长期受到打压，很可能自信心越来越低，也可能渐渐养成缄默的习惯，甚至衍生更严重的心理问题，这绝对不是我们乐见的。

假如我有一个想法，你有一个想法，我们彼此交换，每个人就会有两个甚至更多的想法。

许多家长，可以为孩子付出生命，却不肯在孩子面前放下自己的想法，不管大事小事，一旦孩子的想法和他的不一样，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劝说孩子服从，让弱小的孩子举起想法的白旗。

3 底子不够厚就老老实实照规矩来，别乱创新。

Protocol上的繁琐步骤，老板的奇异规定，师兄师姐的古怪经验，可能照着做很麻烦，但别轻易地扔了它们。手艺活靠的就是经验，很多经验可能看起来没道理甚至违反常理，但在你成熟到可以向别人系统地传授经验之前，别人的经验就是王道，至少在你尝试过，并与自己的想法系统地比较过之前。

就在陈荒煤局长离开长影第4天，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归国时顺道到长影视察，事先得知这一消息以后，我立即串联导演系、表演系、美术系、文学系的班长开会，想组成全院5个系的学生代表一起去向周总理反映“我们爱电影”的心愿，他们4人一听我这个动议都很惊讶，有人问这算不算是向中央领导搞“请愿”，文学系班长年龄较大，他的社会阅历较深，他说这样做的性质就是在上访请愿，要是在五七年反右时准能打成右派，他这么一说谁也不敢表态了。

未料，先生因《论美》而成名，也因《论美》而罹祸，在随之到来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从此饱受磨难（书中有关夹边沟劳改农场的纪事，就是叙此一段经历），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方“重出江湖”。

1957年，章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撤职。

“反右”斗争中则被打成右派。

本文来自电脑杂谈，转载请注明本文网址：
http://www.pc-fly.com/a/jisuanjixue/article-89404-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