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出具户籍信息证明工作规范 华东特案组之失踪的专家(2)

可是，师弟所在的安阳毕竟离阮大成的老家不到五百里地，当初阮大成身负重伤突出重围时，只想就近找一处安全的落脚地，养好伤后就要离开的。那时候安阳地区是国共双方经常拉锯的区域，别说阮大成了，就是蒋委员长也不知道过些日子这地方究竟会属于哪一方。阮大成原来的打算是，养好伤后如果还是国民党的天下，那他就出头露面，打通关节重新当个小官，否则就远走高飞。不料形势变化太快，而且于国民党方面大大不利，他的伤势也时好时坏，还感染了一场伤寒，结果连伤带病休养了很久。之后作出留下的决定时，阮大成并不了解国共斗争的大形势，待到生米煮成熟饭，他才发现五百里地似乎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遥远。经常有操着他所熟悉的乡音的顾客前来购买商品，幸亏他不是阮耕云，否则早就被人认出来了。但这样下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安全系数已经越来越低了。阮大成就跟师弟商量，看是否能够找一个万全的法子。

师弟的日子也没有解放前好过，因为他当过旧军官，在当地又是一个能量堪比社会活动家的角色，虽然没犯过事儿，但历史问题是没法儿回避的，隔三差五就被局唤去谈话，交代自己的问题，接受本地和外地公家人的调查。随着对时事政策的不断关注和了解，他发现别说其他了，就是帮师兄伪造身份让他们三个隐藏下来的事儿，就够得上包庇反革命的罪名了，一旦败

露，逮捕判刑没商量，闹不好脑袋都保不住。他正想把师兄三个请离本地，另觅良枝落脚，但碍于面子又不好开口。此刻师兄主动来找他商量，自是求之不得。几番商量下来，师兄弟终于找到了一个法子：去苏州投奔袁翠花的舅舅裘高山，请其设法为他们办理落户与开店经商等一应事宜。

裘髙山是苏州当地的开明绅士，掩护过新四军和中共地下党员，其宅一度还曾经是华东野战军的地下交通站和伤病员转运点。解放后他虽然没担任新政权的任何职务，但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尊重。相信如果他出面为自己的外甥女袁翠花及“家属”合法迁移户口并在当地落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成功落户，就算洗白了身份，开店铺或者找工作也就没有障碍了。

当然，从不留后遗症的角度考虑，合法迁移户口也是有难度的。即便眼下这边的派出所没有发现阮大成三人系还乡团逃犯，可以凭苏州那边开出的迁入证明为他们办理迁移手续，但日后其老家那边的若是追査过来，只要一査派出所的户口迁移档案就可以顺藤摸瓜去苏州拿人了。因此，合法:正明是不能选择的，只能伪造。阮大成灵机一动，请师弟设法去外地找个刻章匠伪造一份军队转业证明。之所以伪造军方证明，是因为初解放时军队调动频繁，日后即使想调査，只怕也难以找到相应的单位和人员。师弟认为此法可行，就去了趟新乡，找了个刻章匠刻了一枚“华北军区后勤部”下辖一家子虚乌有的单位的公章。

接下来一切顺利，裘高山对这个投奔的外甥女所说的一切信以为真，又持有军方出具的证明，就出面相帮办理了落户苏州的一应手续。阮大成原准备自己开店铺做生意，但在苏州考察了一番，意识到以后可能没有私有制了，个体做生意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弄不好最后连伪造的身份都会被戳穿，遂决定不开店铺，还是去打工做无产阶级吧。打工也有私营和国营之分，如果进公家企业，就要填写个人简历存进档案，那就不大牢靠，没准儿公家还会来一个调査核实哩。

所以，还是去私企为好。这样，阮大成就请他也尊称“舅舅”的裘高山出面，把他介绍进一家私营丝绸厂做了一名财务人员。金上榜则凭着他那身蛮力在轧米厂找了一份扛大包的活儿，袁翠珍还是做家庭主妇，待在租居的房子里烧饭做菜料理家务。

一个月前，阮大成接到师弟的一封信，说是据局一名留用警察透露，阮大成老家的局已经接到群众反映，称阮大成潜逃安阳一带，改名换姓洗白了身份。为此，平原省厅发出了专门针对阮大成、金上榜的通缉令，已经寄到当地局了，估计立刻就会予以追査。阮大成大惊之下，立刻给师弟回了一封信，未具称谓、落款，信封上也没有寄出地址，只写了“内详”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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