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叶万成给“中统”一干就是数年,拿两份收入,日子过得不是一般的滋润。到抗战爆发,他却走了麦城。上海沦陷后,“中统”、“军统”都有大批潜伏人员跟日寇和汪伪打特工战。这种秘密工作更需要像叶万成这样身处要害岗位的关系,叶万成除了继续为“中统”效力,还被“军统”拉拢,甚至被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发展为关系。后来他因贪钱竟然把“中统”的情报出卖给汪伪,于是,其三面的身份暴露,徐恩曾大怒之下,下达了密裁令。幸亏叶万成消息灵通,立奔“七十六号”投效,成了一名汉奸。
抗战胜利后,叶万成被捕。原本据说是要判死刑的,因其年迈老父向徐恩曾求情——徐当时虽已被蒋介石解除“中统”局长之职,但话还是说得上的,由此叶万成总算免得一死。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于1946年6月判处叶万成十七年徒刑。十七年是重刑,而且这种汉奸犯在解放后通常都是按照国民党的判决继续服刑,有的甚至还会被加刑。叶万成如果在提篮桥监狱服完刑期的话,恐怕“文革”都已经开始了。
叶万成一致监狱就开始给徐恩曾写信,希望法外开恩,让他提前出狱。没有回音,他就不停
地写,最多时一个星期寄出十封信。不知是这些信起了作用呢还是其他原因(主要应该是与形势有关),反正过了两年不到,1948年5月,叶万成竟然出狱了。他的出狱并无任何手续,那天突然来了两个人,出示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社”(“中统”在1947年4月至1949年初使用的名称)的和公文,就把叶万成给带走了。
不久后,上海北京路上就出现了一家专门修理电话机以及附属设备、器件的“开福电器修理店”,店主就是叶万成。
这个变故,只有叶万成自己说得清楚。被捕后他交代说,“中统”(1947年后称“党员通讯社”,1949年2月改名为“内政部调査局”,但一般仍习惯称为“中统”。本文沿袭此称谓)派人来将其接出监狱是有条件的,让他在北京路开电器修理店长期潜伏,不管今后局势如何,都不露声色地待着,具体干什么活动,需要时有人会向他下达指令。这是“中统”给叶万成的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他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否则,他淸楚接下来只有“暴病而殁”一条路,监狱通知家属去领回尸体就是。
据有关档案资料显示,上海解放前一年内,“中统”、“军统”(当时已改称“国防部保密局”)用在社会上搜罗曾与这两大特务机构建立过关系的人员的形式,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镇江发展潜伏特务一千三百余名,叶万成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这种对象,由于具有严重的不可靠性,大多数并非特务组织的正式成员,只是让其以合法职业为掩护,按时发给津贴,如执行使命,则另发活动经费以及相应器材。这种“临时工”并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特务机构,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上司,只要对上暗号,那对方所说的内容就是命令。在长三角地区,这种特务分子被称为“独脚蟹”。叶万成就是这样一只“独脚蟹”。
由此看来,那个北湖先生确实不是凡品,不但中共方面对他大感兴趣,已经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对他也颇为关注,其目光投向此公的时间甚至
比中共方面还早两个月。1949年9月下旬一个阴雨绵绵的傍晚,忙完一天正准备下班的叶万成突然接到电话,一个操淮北口音的低沉男声向他下达了自出狱开店以来的第一个指令:注意寻访如此这般一个人,此人曾系汪逆(国民党对汉奸汪精卫的称谓)的私人顾问,一旦访得信息,应即往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那株最粗的大树上留下一菱形记号。
这桩活儿不但没有活动经费,而且操作难度颇大,因为有关这个目标的情况少而又少,不过,对于北湖的籍贯倒是有说法的,说是祖籍嘉兴,出身也有说法---“系殷实富户”。叶万成虽说是搞情报的资深特工,但如果将其从事这一行的真实情况亮明,真正的情报特工听着没准儿就会笑歪嘴,传到情报专家北湖先生耳朵里,被气死也有可能。因为叶万成从来没有接受过一天情报特务的技能培训,所谓收集情报无非就是靠工作和技术之便电话,记下内容。后来被“七十六号”招收进去,也是干老本行,不过换了种方式——在行动特工的保护下,爬电线杆指定对象的通话,或者花钱收买原电话局的老同事,让他们相帮。他还曾根据特高课的指令,偷偷从目标家的电话线上连接出隐蔽的支线,通到路旁租居的民房中供“七十六号”特务日夜轮班。由此可见,此刻上司让叶万成寻找北湖的下落,显然是勉为其难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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