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药也不是一直很牛,否则职工也不会喊陈钢“回家救场”。当1997年沈阳试行公开海选大型国企厂长的时候,位于铁西区的东北制药厂已年均亏损超2亿元。已离开东药,屁股坐在沈阳开发区副主任椅子上的陈钢,在这次海选中竟获得东药干部职工78.6%的投票支持率。陈钢的表态也实在:我会像过自己家日子那样干。结果,深陷困境的东药,一年扭亏,两年盈利过2亿元。短短时间发生了什么?
作为改革初期全国闻名的“改革窗口”,沈阳打头阵,先人一步推出了承包经营、租赁经营、股份制等多种经营方式和所有制形式。别人搞一种改革,都可以大说特说一番,而东药来了个“改革大全”。
比如,沈阳改革试行“一厂两制”,东药是“一厂多制”。分厂中有承包的,有租赁的,也有学三资企业搞股份制的。这样一来,同在东药,员工待遇却千差万别,甚至是“天壤之别”,这让企业内外“开了锅”。因为,东药把高级工程师月工资由600元一下提到1.5万元,而且最高科技贡献奖可得奖金200万元,当时在全国也少见。说到这,陈钢示意记者附耳过来:“那时候我看过省长的工资条,也才1000多块钱。”
陈钢说,畏首畏尾就不要说自己是改革者,改革没有深奥的研究不透的东西,没有什么不会的问题,是敢不敢的问题,认准的事就干。外资企业能实行的,中国企业为啥不行?民营企业能实行的,国有企业为啥不行?实践证明,给科技创新人员提高待遇,投入1元能收回10元。陈钢忍不住一声叹息:改革开放都40年了,东北还有人呼吁思想解放,说明仍有很“怕”字当头,怕试错怕出错不容错,中规中矩啥事不干多稳当啊,这种心态才是深化改革的心病。
为什么改革需要勇气呢?陈钢说,那时威胁他的电话多了去了,下班回家都很小心,“你想想,一个企业里有人因产能过剩而下岗,还有人因销售提成而月入过万,有人心里不平衡想砸你家玻璃也情有可原。不患寡而患不均嘛”。
为了让改革的阻力小些,沈阳市还培训了企业各级干部11万次,让他们了解改革的决心。
记者旁白:上世纪80年代正值沈阳企业改革的青春期,涌现了许多改革名人,如一厂创出两项改革之最的沈阳电缆厂厂长徐有泮,全国首家签订承包合同的沈阳电工机械厂厂长李正治……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当沈阳铁西开出的改革之花在全国满树挂果之后,改革头脑活泛、醒得早的沈阳铁西,却显得力不从心了。尽管胸前挂满了金牌银牌,却禁不起市场大潮的冲击洗礼。上世纪90年始,东北现象首次被全国广泛关注,铁西也进入了最难熬的10年——
一篇辣味报道刺激了铁西
1991年8月24日,被新华社列为70年间精品报道的《金牌不是名牌》横空出世。那时在沈阳的新闻界同行都听到点“风声”——新华社记者刘欣欣、何大新“要整个刺激的”。果然报道够辣——
“几年前还为金牌大省而洋洋自得的辽宁人,如今却受到市场无情的嘲弄:辽宁产成品资金占用‘三角债’全国第一……”
“1990年,辽宁省机械产品竟在全国夺得‘积压’第一的‘桂冠’。有金牌无市场,金牌大省处境着实可怜……”
文中列举了金牌产品如沈乐满热水器、沈阳机床等,质量上乘价格昂贵市场不买账。积极扩大生产规模却对产品能否走向市场不甚关心,被点名的“号称亚洲最大”的其他几家企业(标准件厂、铸造厂、低压开关厂)也都在铁西。
铁西人脸上挂不住了,对照“东北现象”开始了一场反思。
“贪大求全”情结有没有?厂长一心想往上升迁,仿佛不整个上万人规模,行政级别就不够。于是想方设法“造大船”,把相干的不相干的、好的坏的企业都拢在一起,除了对外挂出集团的牌子,没有任何质变。典型如东北输变电集团,硬是把沈阳变压器厂等十多家大小工厂绑在一起。沈变老职工王富新形容说,船挺大,但拉的都是小破船,拉郎配式的造大船却导致船大难掉头不得不搁浅。那时候最大的“船”——沈阳变压器厂,1万人才产出1360万千伏安(变压器容量),后来被民营企业特变电工整体并购后,3500人产出8000万千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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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在这雇佣这么多水军
多170艘还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