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字当头
张延猛今年31岁,很精干,在非洲差不多待了10年。在埃塞的日子,他基本每天早上8点钟到食堂吃早饭,之后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多。驻外人员能忙成他这样可不多见。他在非洲走过很多地方,但在埃塞俄比亚的近5年时间,是最煎熬的。
埃塞俄比亚电信属于国家运营商,政府希望通过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所以采取的是宏观计划下的整体建网模式,实现全国覆盖,但该国的道路建设几乎处于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施工难度巨大。
“很多地方车都进不去,尤其是在这里还有长达几个月的雨季。有时候物料运输要先用车,之后用牲口,再不行的话就几百个人一起扛。”张延猛说。很多基站可能周围覆盖的也就几十户人家,所以站点建设时附近荒无人烟很正常。
“这种痛苦和修路的痛苦不一样,修路即使再偏远的地方都会有一两百人在一起,而这种基站建设,可能只有几个人。”在埃塞俄比亚的建筑公司一位员工讲,他们一次在路上开车,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喊,停下车从后面追上来一个中国人,头发看起来已经几个月没有修剪,来人很兴奋地说,停一下说说话吧,我已经几个月没有见过中国人了!
最痛苦的还有电力问题。即使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有时也会整晚停电。
2007年埃塞的传统新年之夜,所有的手机用户开通短信服务,并可以收到埃塞电信和中兴通讯的短信祝福,这实际相当于对中兴通讯的第一次验收。张延猛心情紧张地等待着反馈,结果并不算太好:有些手机拨打不通,有些手机通话会突然中断。事后,张延猛和团队分析问题,主要就在于电力供应的短缺。
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依然还在困扰着中兴。“设备商能够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优化方案,配油机、电池,以及通过太阳能,综合各种办法。”即使中兴努力拿出最优方案,也并不一定能得到埃塞电信的认可;而太阳能的比重会控制在20%左右,因为价格高,需要控制整体价格。这是一个相互平衡的过程,中兴现在对每一周、每个月各地区的停电状况等有详细记录,以此为根据和埃塞电信进行沟通。
对张延猛来说,这些难题虽然让人头痛,但都在预期范围之内,他没有想到的更大困难在于这个国家的决策文化。
这一点,张延猛是慢慢发觉的。最开始他不太清楚为什么工作进展会比自己的预期慢,他原来只是以为这里的黑人工作效率低。很快,他就知道难题所在了。“有一次,中兴发一批设备,在发货单上填写的是1km,但是在货物描述中写的是1000m。对方的工作人员拒绝签收,说这个可能会影响将来对他的审计。”张延猛说,有时类似问题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很多简单的问题,下属不签字或有不同意见,会递交到上一级主管,可能一直会到公司最高层,然后高层看到递交的文件上有不同意见,就会再把文件打回原部门讨论。而且往往越是细枝末节的问题,这样循环往复越多。
症结在这个国家的体制。尽管国家要发展经济,但为了防止腐败,该国对官员有严格的审计制度;各级党员都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大会,在会上,每个人都会被问到:贪污有没有?政绩如何?执政党还处于政权稳定的初期,所以对于贪污腐败等问题处置非常严厉。
埃塞电信作为国有企业,意味着电信员工不仅是工程师,还可能有一定职级。对这些人来说,如果出现问题,不仅是撤职,甚至会进监狱乃至危及生命。
“这个国家遵循批判性文化,首先会认定有罪。这种思维方式很大程度决定了官员的做事态度和方式。”中兴通讯本来是做交钥匙工程,但是现在从发货、到货、清关、出库、土建设施、开装等全部环节,埃塞电信都会介入。
这种困难外人很难理解。“因为从宏观层面来看,你能看到政府的支持态度,但一到细节,就要一点一点推动。”张延猛说,这并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只能跟进。这也是他这几年最操心的原因。张每年见总理都得在5次以上,频繁的时候一个月去一次。“从总理这个层面容易推动,他的视野会宏观。下面的人,考虑眼前的利益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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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他有些忘乎所以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