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的不断修正和尝试,让李江城付出了更多的成本,他估计每年在孩子教育上的花费总要超过10万元。相对于这些“投入”,女儿在家上学这六年里,他认为最大的“产出”是做对了两件事——取舍和坚持:
“孩子理个光头,邻居的目光都不一样,更何况每天不上学了,但坚持下来的好儿会变得很自信,根本不在乎别人的异样目光;至于社交方面,女儿在外面也可以交到朋友,可能会有影响,但和在学校里差别并不大。”李江城说,但我们这样可以有时间去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收获不是更大吗?
当然,孩子在家学习也有很多问题,比如,没有自制力、消极配合等等,有时候这种状态能持续一年多,但教育这种事也急不得,只要最终能学会和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和素质,这些付出也就没有白费。
江苏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佳佳,近年来对李江城选择的“在家上学”这种新的教育形态进行过调查,截至2017年2月,国内正在实践“在家上学”的学生数约为6000人,从2013年到2017年,该群体规模以年均30%左右的速度增长。
“密切关注并有意尝试让孩子‘在家上学’的群体更大,规模约为5万人,近10倍于具体实践的人群。”王佳佳说。她的调查显示,“在家上学”家庭年收入区段涵盖于5万-50万元,大多属于中产阶层,家长接受过大专以上高等教育的超过八成。
王佳佳说,根据调查和访谈的情况看,成本支出的负担或相关政策的限制,并非实施“在家上学”的主要困难,而是家长本身对这种形态和方法认知程度低,缺乏成功的案例和辅导,沟通和交流的渠道少。
“这种新形态的出现,有它的客观必然性,当下家长和孩子对教育的需求、质量的要求越来越多元化,和目前主流权威的校园模式之间有基本的矛盾,因此大家开始寻找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王佳佳说。
这种尝试一开始就遭遇法规和政策管理上的尴尬,尽管《义务教育法》给了“在家上学”之类的教育创新开启了一条缝隙:“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应当经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但教育管理部门对它却没那么宽容,2017年2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中仍明确规定:“不得擅自以在家学习替代国家统一实施的义务教育。”
不管政策如何禁锢,总有人在用脚投票,在越来越窄化教育体系和思维中,寻求突破的可能性,这是中产阶层通过“强教育选择权”,来满足自己新教育需求的另一个明确的形态和“自救方向”。
新的形态不仅要求现有教育体系发生松动甚至变化,也会刺激市场多样化、个性化的供给。面对正在变化的教育需求,政府应该更多研究,客观区分“在家上学”和“辍学”,分别提供新的政策指引和评价体系。
根据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数据统计中心(NCES)公布的数字,截至2012年,5岁-17岁年龄段选择在家上学的学生数量为180万人,占此年龄段学生的3.4%,与1999年相比,这个比例翻了一番。在家上学,是美国与公办、私立和教会学校并立四种主要教育形式之一。“美国各州也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测试这些学生的成绩和能力,以此来保证他们应该享有的受教育权利。”王佳佳说,我们目前的社会认知、政策管理和标准制定层面,都没有完全分清“在家上学”和“不上学”的区别。
据翟静丽介绍,美国“在家上学”的规模化趋势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也是当时社会热议的话题,但社会认可度不断提高,民间需求的趋势无法逆转,各州政府才陆续将其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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