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历经坎坷的数学家,背后一个普通的家,一双把对儿子的爱揉进生命中的父母。他们,共同谱出父爱如山,母爱似海的清歌一曲。
亲情与爱,是我要为哥哥传奇的人生故事中,增加的一抹色彩。

小时候,记忆中的家
我说的小时候,从我有记忆起,一直到我高中毕业,我哥哥出国那年。——1985年。其实不算小了!
因为那是我最无忧无虑的时光。虽然家里也遇到各种困难,坎坷,但是,那是大人的事情,与我这个最小的女儿无关。那时候我的脑子里,只负责存放我自己的各种幼稚而又浪漫的小女生心思,家里的大小事情,是不用我费心的。 现在回首看看,那真是无忧无虑的小时候啊!
印象中,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爸爸在操心。说我名字的另一个含义是:“爸爸笑盈盈地看着妈妈”,其实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它生动地再现了我家当时的生活场景。我的妈妈身体一直不好,除了喜欢做菜,包揽了家里主要的做饭任务之外,其他大小事情都是爸爸在照顾。而我的爸爸宽容,大度,幽默,细心,多才多艺,无所不能。他操持着家里的一切大事小事,小到柴米油盐,阳台上的花,窗台上的灰尘;大到老妈的身体,哥哥的学业,我的功课,一切尽在他的操心之中。
我的爸爸妈妈,也算得那个时代的有为青年了。他们都是建国以前入党的老党员,尤其我爸爸,还曾以年轻的19岁地下党员的身份,参加过解放上海保护电台的斗争。解放后,为了支持首都北京的建设,在上海邮电管理局工作的这对年轻人离开故乡亲朋,只身来到北京,投身到国家的邮电事业中。和当时大批年轻忠诚的布尔什维克一样,他们把祖国的建设看得高于一切,襁褓中的儿子被托付给上海的妈妈,两个好强的人废寝忘食地扑在工作上。当日常工作走上正轨时,一对年轻夫妻又不甘平庸,先后分别考上了清华大学和北京邮电学院。大学毕业后,爸爸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留在清华系当了老师,妈妈回到邮电部工作。
直到我出生那年,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那个年轻而又美满幸福的家,和当时中国的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被席卷进文革的滚滚热浪中。
爸爸因为解放前地下党的历史,理所当然地被认定为叛徒特务,和清华大学众多教授们一起,被发配到江西鲤鱼洲劳动改造,那是一个血吸虫病泛滥成灾,当地农民都望而却步的地方。不久,妈妈也接到通知到湖北干校下放。单匹马的妈妈很要强也很能干,先是把全家的家具打包送进了邮电部的仓库,上交了家门钥匙,然后一手抱着我,一手牵着哥哥登上了火车。先把我送到上海的外婆家,后带着14岁的哥哥到了湖北干校,在那里哥哥度过了他本该黄金的中学时代。后来又独自回到北京当上了工人。而我一直寄居在上海外婆家直到74年随爸爸妈妈回京。最艰难的几年中,我们家四个人,分别生活在北京、上海、江西和湖北四个地方。可想当时父母身在农场干校,对我们这对小儿女的牵肠挂肚。
74年回到北京,刚开始全家团聚的生活,但却好景不长,76年的一场唐山大地震又引起上海外婆的担心。一次次来信来电,把我和多病的妈妈召回上海。一年多以后我和妈妈才又回到北京,全家人终于安定了下来。
文革后全家在北京团聚的几年是我们家最幸福的几年。爸爸妈妈和当时所有知识分子的想法一样,为了把文革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而拼命工作。哥哥在北京制锁厂当工人,把所有的业余时间花在了他钟爱的数学上。我从小学生到中学生,轻轻松松地上学,快快乐乐地享受着来自父母兄长的溺爱。
1978年哥哥考上北京大学,离开家去学校住校时,我还在上小学。1985年哥哥离开北大到美国留学,那一年我考上了大学。
妈妈总说,咱们全家在一起的那几年是最幸福的几年,可惜时间太短了。我算了算,不到10年的幸福光阴。

哥哥印象
在我从小的记忆中,哥哥和我,根本就不是同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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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真的就这样被践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