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速度、结构与效益”更像是基于政治、(4)

环保治污工作效果有了较明显改善。根据《“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目标，到2020年，全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在1580万吨、1574万吨以内，预计较2015年将分别下降15%和15%。近年来，中国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数和优良天数稳步增加。以笔者所居住的北京为例，2017年入冬三四个月来，雾霾天数明显减少，有时夜晚还能看到久违的星星。

这些成效充分体现了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即经济增长结构不只是要考虑速度，还要考虑结构的合理程度。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经济结构越是合理，就越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进而提高经济增长效率；而相反，当经济结构失衡时，低效率的投入增加、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将会抑制经济增长效率。

经济结构调整包含两重内涵，一是转型，即消除经济运行中扭曲性的结构矛盾，改善经济中不适应需求的结构问题，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二是升级，即围绕经济市场规律，根据国家发展战略，主动实现经济结构升级，提升整体竞争力。经济结构评价十分复杂，在实践中不能简单套用固定比例衡量其合理性，而应将具体的经济结构问题纳入特定的背景和现实中加以考察。最为直接的指标为经济效益是否提升，进而推动民众福祉的增加。从这个角度看，过去五年多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虽然成效显著，但调整与优化之路远未完结。

保持速度、结构、效益的三角均衡并不容易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已证明，要保证经济持续快速良性发展，就必须在速度、结构、效益三方面进行动态协调，最终实现“最优化”的均衡。从思想演变上看，这恰恰是从20世纪中叶兴起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一次重大飞跃。此前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更多地强调在充分就业、市场需求和资源配置上的均衡，而中国经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速度、结构与效益”更像是基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综合发展意义上的“大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都在寻求正确处理“速度、结构与效益”三角关系的方法，经历了战略思想、决策理念的更新、经济成本与增长逻辑的衡量、社会矛盾与环境恶化的教训等艰难、曲折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目前看来，在未来较长期内的中心任务与经济政策目标已越来越清晰。

一是在发展速度上坚持“稳中有进”的战略抉择。这个工作基调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综合背景的整体考量，既要防止国际国内复杂环境的干扰，还要适应新时期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繁重任务的要求；既要防止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也要遏制一些地方将眼光放在“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上。归根到底是，将发展速度的快慢标准，放到转变结构、增加实际民生效益的实事求是精神上来。

二是在发展结构上坚持“转型升级”的战略路径。这个工作方式实际上是认识到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大势所趋、刻不容缓的紧迫性，也抓住了化解产能过剩、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必然性，更看透了强化创新驱动、推进绿色发展的关联性。归根到底是，将发展结构的好坏标准，放到能够保证必要的增长、实现社会健康发展的结果中来。

这个指导思想是近年来中国立足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与新遵循，是对资源不可接续、环境不可承载、经济不可持续的先前发展状况的重大纠正，也是从增量扩能到调整存量、做优增量的思路重大转化。归根到底是，是否能够实现最优的发展效益，关键看能否有合适的发展速度与合理的发展结构。

综上所述，所谓“速度、结构与效益”的三角均衡中，速度是手段，结构是基础，效益是目标，三者的最优配置才能保证中国整个经济“工作链”有效运行。做到这些不容易，但笔者相信，随着“最优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仍将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近著有《大国的幻象：行走世界的日记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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