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速度、结构与效益”更像是基于政治、(2)

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因素尤为重要。一方面，经济增长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人口增长与人口寿命，助推了城镇化水平，使得出与智力到更广泛的技术革新中去。这样，一种正循环的经济增长公式就形成了：“经济生产率提升--人们消费能力提升--企业家的逐利--城镇化水平--新一轮科技创新--本国经济增长--经济生产率再次提升”。

在这个循环中，能否提升经济生产率显得尤为关键。这也是判断目前中国经济是否持久健康、是否能迈出“中等收入陷阱”、是否能客观理性看待目前经济增长下降的重要判断依据。

正如1971年12月，库兹涅茨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斯德哥尔摩所作的演讲中，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六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即总产量和人口的快速增加；生产效率的增长率；经济结构的升级；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的转变；通讯和运输技术改变引发国家间相互依赖；世界经济中的分化迹象。事实上，这些关联效应在当下的近年来中国经济转型进程中得到了较多的应证。中国在面对全球经济分化、各国相互依存度上升的新时代背景下，更多的强调生产效率与结构升级，这恰恰是过去五年来中国发展理念与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型。

中国对GDP的重视度已大大下降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不能把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同时，他还曾谈过：“单纯依靠刺激政策和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的增长，只治标、不治本，而建立在大量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基础上的增长则更难以持久。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避免单纯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各国要通过积极的结构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竞争力”。

的确，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等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系统，社会的发展所包含的内容是各个社会要素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GDP全称是Gross Domestic Products，即国内生产总值，是按市场价格表示的一个国家（地区）国民经济各行业所有常住单位在核算期内国内生产活动的价值之和。GDP作为一个反映宏观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它的变化体现的是经济方面发展状况，但并不能体现政治、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内容，也无法体现社会均衡度。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把GDP的增长当做社会发展的全部体现，甚至GDP成了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显然，十八大以来，这种误区正在被纠正。

其实，即使单单从GDP数字而言，这种衡量经济的标准也存在着重大的解释陷阱。比如，2017年，我国GDP总量827122亿元，同比增长6.9%。从增长率数字上看，这个增长速度已远远低于10年前的14%。但2007年，全年高达14.2%增速的中国，GDP一年总量仅为270232亿元，还不如2017年上半年GDP的总量。显然，增长速率下降并不代表增长总量下降，更不代表发展停滞，单从GDP增长率了解经济发展会显得相当片面。

近年来，中国人开始看透GDP的陷阱。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环境的恶化、社会的失衡、矛盾的突发，越来越促使人们从经济增长理论的深层次原因去反思GDP原理，即GDP增长之外，必须要考虑增长的效益。

事实已表明，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增长与效益低下的状态几乎是并存的，经济增长数量与效益并不匹配。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各项收益率呈现边际递减的效应。

首先，经济增长的边际收益日益下降。中国经济总量数量的快速增长，本应为经济增长效益的提高提供条件，但由于长期的粗放式增长，中国过于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增长贡献相对较低。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约束下，中国经济效益指标呈现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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