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陀螺_激光陀螺仪_激光陀螺 数字显示(2)

逆境不泯科学梦

然而，当时日益左倾化的社会氛围给高伯龙实现当科学家的理想投下阴影。毕业分配时，高伯龙希望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理论物理研究，这是他所热爱和擅长的。但他却被分配到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在该所工作三年，他多次要求调动未果，其原因来自他的三个历史问题：一是在汉民中学读初中时被迫集体参加三青团，二是为从军抗战参加青年军，三是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虽积极参加革命进步活动，但考虑学业与活动难以兼顾，经艰难而痛苦的思考后，决定不加入党组织，而专心于学习。上述问题仿佛“原罪”一样曾和他形影相随，每逢运动便有人翻出“旧账”，这给高伯龙带来极大精神困扰。

1990年，高伯龙（右二）在指导博士生工作。

1954年，高伯龙被哈军工选调到该校物理教授会，担任物理教学工作。除普通物理外，他还讲授热力学、统计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等课程，并为全校干部师生讲授过带有普及性质的原子武器大讲座，以及主持物理教授会内助教的业务进修工作。

因工作出色，业务水平高，高伯龙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学院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1956年即晋升为主任教员、讲师，1962年晋升为副教授。组织上曾对他作出如下评价：“教学效果好，在军事工程学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都比较有声望。”他于1960年主编的约三四十万字的大学物理学教材得到学院教务部的很高评价：“质量可与目前出版的同类书籍比较。”

参加工作以后，高伯龙对“重，轻业务”的现象和做法一直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只有多读书钻研学问，多做实际研究工作，才能报效国家。他大胆地公开表示自己的观点，也因此，在中科院工作时即因所谓“个人英雄主义”受到专门会议批评。反右时，虽经哈军工有关领导保护而未被划为右派，但在“红专大辩论”中成为“白专”典型，被冠以“高伯龙路线”在全院遭到点名批判，不久即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思想。

“”中，高伯龙更是遭受磨难，曾被隔离审查，后险些被发配农村劳改。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加之时时袭来的运动所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导致高伯龙罹患多种疾病，尤其是久治不愈的气管炎转为严重的哮喘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尚未要求晚婚，但高伯龙迟至34岁时才经人介绍对象而结婚成家，主要原因即是他的所谓历史问题。

虽多年身处逆境之中，但高伯龙始终未曾泯灭科学强国的理想，始终孜孜于学术研究。其日益深厚的理论物理造诣，为他“”后在激光陀螺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奠定了坚实基础。

激光陀螺显身手

1970年，高伯龙全家随校南迁长沙。激光陀螺在抱病参加两年建校劳动后，他重新走上讲台，为工农兵学员授课，并以渊博的学识和亲和力赢得学员爱戴。

不料，时至1975年，全国高校撤销基础课部，高伯龙从所在物理教研室被分配到承担激光陀螺研制任务的学院三系304教研室工作。

放弃被自己视作学术生命的理论物理研究，转而从事应用物理研究，对高伯龙是最为痛苦而艰难的。多年后，他在所撰《自述》中回顾了这一心路历程：“总结前半生，认为自己爱国、正直、正派、俭朴，工作认真负责，拥护党和，为何却如此坎坷？只因为把理论物理的兴趣置于国家的需要之上，好比处在高山上而想学游泳，长期陷于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之中，确有根本性的缺陷。意识到真正的爱国应该是把自己的前途与国家的利益密切结合。”他在1995年接受电视台“东方之子”专栏记者采访时，也坦露了当时他的思想转变过程，“参加工作以后，我始终认为，我想干成的一件事一定能干成。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高伯龙的自信源于他深厚的理论物理功底。而思想转变之后，更使他全力以赴、心无旁骛地投身激光陀螺研究，很快即成为我国该领域的理论权威和领军人物，为我国在激光陀螺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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