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口气是什么原因 梁晓声：饥饿年代的中国女性

原标题：梁晓声：饥饿年代的中国女性

六十年代前三年，是中国的灾荒之年，也是中国人的饥饿之年，更是逢此三年的绝大多数中国女性每忆心悸的艰苦岁月。从母亲怀中的女婴到老妪，几乎概难幸免。

我们这里既说的是绝大多数，因而强调了例外者的存在。某些成年人虽然在那三年里自己不曾挨过饿，但还是知道别人在挨饿的情况的。只有极少数六十年代的少男少女在那三年里并没挨过饿。以至于长大后，听许多同龄人或上一代人回忆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苦日子，自己却浑然不知，莫名其糊涂。仿佛非中国人，乃外国人。 他们是极少数的高干子女。当年的空军战士，曾节省下自己每月发的饼干和巧克力，送往他们寄宿的小学或中学。

“难怪学校里当年发过饼干和巧克力!”

他们往往是在这样的联想下，才能证明那三年在自己的年龄中也确曾是度过的。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如今都知道的，并不仅仅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也是政治因素造成的。

中国和苏联决裂了兄弟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导致苏联板起面孔讨债，中国显示出强硬的志气偿还。

那三年内，局以上干部，每月发“优待券”，可凭券买到白糖、茶、烟、奶粉之类。老百姓在那三年里见不到奶粉。凭出生证明供应给婴儿的是“代乳粉”。一种接近奶粉的婴儿乳品。那证明不仅要证明婴儿的出生，还要证明母亲奶水的不足。倘不证明后一点，也是不卖给的。春节前，每户人家供应几两茶叶。白糖每月每人二两。吸烟的男人每月供应一条劣质烟。

我母亲在那三年里一度也吸起烟来。为了获得烟票，她起先装出会吸了的样子蒙的街道干部。因为烟票当年是一种很受青睐的礼品。尤其送给会吸烟的男人们时，他们是接受得非常感激的，并会当做欠情之事铭记着。

后来我母亲就自己也每月买两盒，每天吸几支。

我曾问母亲吸烟有什么好?

母亲叹口气说：“止心慌。”

当年许心慌不是由于病，是由于饿。“止心慌”，其实是为了“止饿”。母亲不愿实说罢，。有口气是什么原因

科以上干部当年又叫“糖豆干部”，因为每月可比普通百姓优待半斤白糖，半斤黄豆。

南方的和北方的，不同城市的人们聚在一起，免不了相互询问——你们那儿每月供应几两糖?几两豆油?几斤细粮?

粮店里供应的粮食，经常是发霉的，生虫的。分明是粮库里清扫出来的库底粮。

城市人口中，对男劳动力的最高定量是三十六斤半(搬运工、伐木工、煤矿工享此优待)。

一般工人三十二斤。

脑力劳动者三十斤。

家庭妇女们和中学生高中生们一样的定量——二十八斤半。

后来，在哈尔滨市，粮食不能保证定量供应了，每人每月减少三斤粮食，以霉质的地瓜干等量代之。

连霉质的地瓜干都作为城市人的口粮供应了，足见已将农民的口粮收缴到了什么程度。

许多学生腹中空空地上学。许多学校因而取消了课间操。

学生和教师饿昏在课堂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男工人和女工人饿昏在车间里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由此导致的伤亡事故频频。

素称鱼米之乡的江浙一带的农民，大批大批迁往山区，因为当山区农民，征粮指标低些。

“天府之国”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逃亡外省寻求活路……

陕甘宁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闯中原”或“走西口”……

事实上，饥饿从一九五八年起，在有些省份就蔓延了。有口气是什么原因也并未能全国齐刷刷地结束于六三年底。在有的省份，直至六五年六六年才略见缓机。而六六年中期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那些年，全中国直接饿死，或间接死于饥饿、营养不良、野菜中毒的人数，想必是难以统计确凿的，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总数可能要多。当然，主要是连起码口粮定量都丧失了的农村人口。

那些年，城市里的许多中年母亲们，迅速地白头了，明显地苍老了。

作为妻子，她们必得保障丈夫们不至于被饿倒。丈夫们一饿倒，家庭也就没了基本收入。作为母亲，她们必得保障儿女们维持在半饥半饱的状态，因这是她们的起码责任。如果还有公婆，如果她是个孝顺媳妇，岂忍看着老人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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